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十个重点行业

选取制造业的十个重点行业,使用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产能利用率、技术效率和设备利用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部分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传统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新兴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剖析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发现市场需求与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本密集度、就业水平、开放度、金融支持与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要素供给视角的PVAR模型分析

税制结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划分劳动收入税、资本收入税和消费支出税的基础上,根据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税制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并从要素供给的视角探索了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税制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当前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持续抬升,使税制结构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羁绊。在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应积极调整税制结构,有效降低税收负担,进一步释放要素供给活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分析了不同动机的中国工业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产能利用率,以测算出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比投资前有所提升,过剩产能得到化解;不同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不同,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化解方式直接,化解效果更显著,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凭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属于间接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较慢。     

宏观经济波动、制度性激励与产能过剩

厘清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制度性激励因素的关系,是治理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基于29家上市钢铁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行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构建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究了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补贴、金融支持等制度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冲击,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周期不完全一致,在经济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有所加剧;在经济上行周期,产能过剩受到抑制,但该抑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冲击效应方面,产能过剩对自身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最高的,说明产能过剩具有很强的逐期积累效应.除自身冲击以外,政府补贴对产能过程的冲击最明显;金融支持在短期内缓解了产能过剩,但长期内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实证结果说明,制度性因素在导致产能过剩症结中的作用很强,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治理模式.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防止制度性因素激励企业过度投资,彻底改变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的体制基础.同时,要明确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用途,评估补贴效应.此外,应注意金融支持政策的进入、退出时机选择,防止企业对金融支持的过度依赖.     

中国重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与比较——基于可变成本函数法

重工业去产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为缺乏分行业可追溯的产能利用率历史和结构数据,现有研究对产能过剩的历史成因、结构演变和主要症结梳理多有分歧.本研究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通过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微观企业数据,试图提供一个能有效表征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变化历史与结构特征的统一数据基础,并选择钢铁、煤炭和水泥三个代表性部门进行了实证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重工业部门产能格局拐点大致出现在2004年,之后的供给扩张和政策干扰导致产能过剩逐步显现,并对退出成本高的钢铁等领域产生了最显著冲击;(2)不同行业供给侧改革方式应有所差异,钢铁去产能需要更多行政力量干预,煤炭去产能核心在于供给优化,水泥则可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3)国企市场化改革并非去产能的唯一良药,依据行业特质进行产业整合有助于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该研究可拓展应用于其他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监测分析.     

地方税体系影响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地方税体系改革是当前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确保在改革地方税体系的同时又能正确引导地方经济的发展,是改革方向选择中应予以重点考虑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基于1999-2014年我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就地方税收入与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从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出发,我国当前地方税体系改革,应着力调整优化地方税制结构,在保障和提高地方组织收入能力同时,构建一套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     

基础设施投资对产能利用的影响——基于建筑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EA窗口分析法,测度中国内地31个省份建筑业2005—2019年的产能利用率,进而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资与建筑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中国建筑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9.9%,整体不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其中,2005—2011年呈阶梯式上升,2012—2018年呈波动下滑的趋势,2019年有所回升;分区域来看,产能利用率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东部地区产能利用率较高,中西部地区存在轻度产能过剩。(2)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基础设施投资与产能利用率均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产能利用率,但投资过度会导致产能利用率降低。(3)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基础设施投资与产能利用率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控制变量的加入削弱了基础设施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其中,机械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两者关系的冲击最大。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营改增”改革、财政压力与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

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环保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营改增”改革后矛盾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考核的双重压力,可能会采取压低环保商品的购买价格从而减轻财政负担的做法。基于环保类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及连续型DID方法,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营改增”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进而对环保类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中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加快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加强对环保类企业的扶持力度。     

财产税:发达国家城市财政主要来源

财产税自其产生以来就是城市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主要手段,在地方政府可获得的收入来源中,财产课税是最佳的选择。尤其在全球化、区域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区域地方政府实力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财产税在协调税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理顺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地方财政来源,地方税制为出发点,在介绍发达国家和地区财产税制的基础上,结合财产税本身的特点来分析财产税对成为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的原因和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其对中国城市地方财政逐步完善的启示。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东中西部3个典型城市的数据分析

基于东中西部3个典型城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中服务提供商结构和类型数据,在对3个典型城市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模式研究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检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类型与比重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小企业提供商中企业所占比重对地方税收有显著的正影响;中小企业提供商中政府机构比重对区域经济中的工业增加值和地方财政收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提出了应增加企业和行业协会组织等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中的比重,政府机构应逐步淡出中小企业提供商角色等建议。     

试论地方税对我国西部开发的影响

西部开发需要政府多方面的政策配套支持,税收政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地方税建设方面的薄弱对西部的经济发展不利,并导致了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的扭曲行为,产生的后果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论中国近代国地财政划分制度的演变

将中国国家财政划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中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明显标志之一。从晚清开始 ,中国仿效西制酝酿、试行划分国地财政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确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 ,并在推行中取得一定成效 ,使中央财政由割裂渐趋统一 ,使地方财政由混乱渐趋规范 ,并带动了预算制的推行 ,从而使现代财政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同时 ,这一制度也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政权结构和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特色 ,由此而使制度本身带有难以克服的弊端 ,如财权与事权不相适应 ,地方越权行为严重等 ,从而产生一系列负效应。     

2004年税制改革——积极财政政策的新举措

1998年以来,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政府一直采取以发行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目前这种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与国债投资相比,若实施以减税为内容的税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是一种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分税制:问题与对策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分税制财政体制在运行中表现出了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同时,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困难以及地区间财政能力差距日益扩大也暴露出了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所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本文对分税制财政体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