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价值观念的“大传统”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不是一个单面的板结块,而是有层级差别的。这种层级差别体现为中国价值观念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如果说中国价值观念的“小传统”指作为潜意识而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的话,中国价值观念的“大传统”则指历史上经过思想家加工定型了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作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主张道德优先的价值取向,推崇尽忠尽孝的礼义规范,强调以德感人的道德教化,标榜取义舍利的君子人格,追求德治社会的理想目标,构成了中国价值观念大传统的基本特征。     

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动态研究

采用1998年第1季度至2011年第4季度的数据,将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纳入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中,分析了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时效。结果表明:存款准备金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在中期为负,短期和长期为正;利率在短期和中期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为负,但在中期的调控效果比较显著;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在短期和中期为正,长期为负;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比利率的影响更显著一些。提出央行可以将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调控的重要手段,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合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供给,同时增加货币政策决策的灵活性。     

社会现代化变革与编辑价值观转换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社会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目前处在新旧两个世纪交界点上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随着摆脱旧体制、转上新轨道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必然引起各种思想、意识、观念的激烈冲突,从而使作为传统文化核心部分的价值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这种冲击和冲突实质上是代表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念与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传统价值观念的一场争夺生存时空的较量。这种较量和随之而发生的社会变革,无疑会对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为己任的现代编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使其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整个价值观念也随之而发生巨大变化。应该说,价值观念的这种冲突与变化,不仅有利于加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对以现代化为价值目标取向的现代编辑具有重大意义:社会现代化需要编辑价值观念的理性转换,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变又是编辑思想观念现代化过程必经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现代西方德育理论概述

现代西方德育理论以批判传统理论为起点。２０世纪初,由杜威倡导的进步主义德育理论,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的认知学派等,都是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以永恒主义、要素主义为代表的新传统德育理论,又以重振传统德育为己任,从而引发了传统德育理论与反传统德育理论之争。现代德育观念在理论渊源上与两大哲学思潮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德育理论的哲学基础,无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都存在偏颇之处,为了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当代德育理论必须要寻求两者的平衡和融合。新德育理论是在不断地总结和借鉴传统德育理论和现代德育理论各自的理论基础和长处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分析现代西方德育理论时,一方面要批判其阶级实质和历史局限性,同时,也必须借鉴和汲取其合理内核,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生命化价值取向研究

教育价值取向是人们在判断教育、选择教育、实施教育、评价教育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它决定着教育活动发展的整体走向,并成为教育目标、内容的选择以及教育实施与评价的主要依据。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生命化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以儿童生命为基点,以儿童生命特质为教育教学实施的依据,并以儿童生命和谐发展为目标诉求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笔者将从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四个方面入手,来反思传统艺术教育中的异化现象,分析和探讨其生命化价值取向的内涵及合理性。     

西方消费调控的目标、政策和手段

战后西方工业国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消费调控目标,但从实践看,它们确实有自己的消费调控目标,并且这些目标都内含在其经济调控目标中,即实现消费供需平衡、实现消费(或劳动)主体的智能化、实现社会平衡、实现可持续消费。为实现这些目标,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的消费调控政策和手段,具体说,为实现消费供需平衡而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根据消费需求变化,调整产业结构等;为实现消费(或劳动)主体智能化而采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加强对消费者教育等;为实现社会平衡而采取收入政策,利用经济手段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利用各种手段保护消费者权益等;为实现可持续消费而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消费政策等。     

我国海关税收调控有关问题的研究

税收调控理论认为,完善的税收调控机制,必须以由国家制定的、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运行状况相适应的目标为前提,以健全的市场环境中守法自律的纳税人为基础,以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下所设计的税制和征管方式为手段。唯有此,税收才能有效地发挥调控作用。本文在分析海关税收调控的理论依据、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背景下,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关税收调控的现状,结合实际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提出了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顺应我国加入WTO,完善海关税收调控的对策和措施。     

宏观调控反思与我国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兼评罗运贵先生的《新宏观经济学》

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和手段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经济增长被作为中国的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从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的演变看,我国历来重经济目标的实现,忽视社会效益及其经济效益的协调。要解决我国经济＂不稳定、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有必要对我国一贯践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工具进行反思,结合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探索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理论并指导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罗运贵所著的《新宏观经济学》超越了凯恩斯主义,从概念到调控手段均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同时可以借鉴该书中的创新性理论与见解来推动我国对宏观调控的反思。     

西方传统绘画的具象性再现空间

绘画的艺术价值观念决定了绘画空间表现。西方传统绘画在客观再现的价值观念下以具象手段追求三维空间幻象。本文从绘画的空间表现形式出发,探讨西方传统绘画的具象性再现空间表现方式,并归纳了其"静止空间"和"焦点透视"两个基本特征,并据此特征确定了西方传统绘画的历史断代、演进过程及其形成的思想渊源。     

古典自然法梗概——古典自然法的历史、地位、影响和局限

自然法学是以人的理性主义为其逻辑起点,以个人主义为其基本价值观念,采用激进主义的态度反对无知、迷信和偏见,对封建主义进行猛烈攻击,并以社会原则和分权主义为未来社会构想的基本依据,在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古典自然法学家们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古典自然法学的许多基础命题也都是建立在虚幻的假设和演绎推理的基础上,而且古典自然法学家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性论,所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西人文主义异同初探--兼谈传统文化改造的必要性

中国的人精神和西方的人精神都立足于“以人为本”，但其内涵和外延均有较大的差异。西方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国化在其早期就显示出非宗教性的品格特征——浓厚的人精神。所以由中西化所形成的中西人格取向，道德价值观迥然不同。历史赋予我们当代人的使命是通过改造传统化来发展现代化，而不是用现代化来嫁接传统化，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论当代中国正义的特质

不同性质的社会在其正义基础的性质和具体内容方面是存在着区别的.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当代中国的正义基础具有四个特质,即以发展生产力为历史使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这种特质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但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它们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正义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也是评价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标准.这与西方的个人权利和分配公正的所谓正义是根本不同的.     

“差等”还是“齐一”——浅谈中国法律史研究资料之价值

自20世纪初期中国法律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以来,前辈学者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各类研究资料存在清晰的价值差等的共识.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出现将各类研究资料价值齐一化的倾向,可能会对法律史学一贯追求“求真”的研究目标产生妨碍.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研究者的后现代史观、单纯从问题入手找材料的问题意识以及过于求新猎奇的治学风气紧密相关.重提研究资料价值差等的“常识”,关键在于承认法律史学研究中正史、文集、回忆性文字等,应低于律例典章、地方法规、司法档案、案例汇编、家法族规、乡约行规、方志、契据家谱、政书、讼师秘本、日用类书等,应高于野史笔记、文学作品等.青年研究者应在此基础上,重视常见资料和实物资料,充分审视和灵活运用新资料.     

中国法治的历史背景与观念转换

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启动背景分析和中华法系在约100年前历史性转折的追述,阐明中国的法治诉求实为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然要求和体现.法治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诸多观念存在抵触和冲突.法治的最大障碍是积淀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传统价值观念,政教法度不过是价值观念的外化.就现实而言,应重新梳理个人与集体的价值位阶顺序,认真对待"性恶论"作为理论预设的制度意义,自觉地实现观念转换,为法治的落实提供心理价值基础.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文化内涵与英汉委婉语

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委婉的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汉民族还是西方民族都有其各自的委婉语,在人类共同的一些方面,比如死亡、疾病等,他们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及社会习俗等差异,在某些方面委婉语的使用就有较大差异.因此,在使用委婉语的过程中,要吸收西方好的委婉语以丰富民族语言文化.     

论“和谐政治”

社会主义和谐政治建设、构建的前提是承认利益多元和利益分殊。政府要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一切行为和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即把如何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把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作为执政目标,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把“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作为自身建设的目标诉求。因此,和谐政治本质上是“公平政治”、“有限政治”、“秩序政治”、“民主政治”和“法治政治”。     

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发展

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