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境遇与策略

整体解读新时期文学现象的钥匙在于弄清楚两个前提：一是其整体文化语境是启蒙主义的，二是推动和完成启蒙主义使命的并非以社会政治话语写作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在文化语意和个性人本主义话语中展开的现代主义写作，这种统一是西方数百年文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压缩而致的“历史性焦虑”的结果。然而，现代主义与启蒙主题之间又存在着根本的分裂与矛盾关系，这种奇特的统一与分裂的关系正是新时期所有奇异现象的内在原因。本文除了纵向梳理出这一矛盾的历时线索及其表现以外。还力求对其构成的内部原因、主体选择的依据以及客观效果作出深入的分析与说明。     

未完成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学术思潮

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中国现代性建设没有完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当代反现代性学术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就缺乏合理性.当代反现代性学术思潮主要为后殖民主义和国学思潮.后殖民主义认为中国的启蒙主义运动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产物,国学思潮认为儒家代表的中国文化可以弥补甚至取代现代文明,它们都具有反现代性的倾向.为了建设现代文化和现代学术,必须批判这两种学术思潮.     

宏大叙述的解体与重构--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转向

由于后现代话语已不能充分解说新世纪文化的发展变化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近年来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向 ,即从后现代、后殖民话语到全球化语境论说的转化 ,其核心则是从注重西方艺术文本的语言分析到重视各民族文学艺术文本与社会道德和人生价值的关联 ,尤其是涉及全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审美需求的问题 ,如跨民族地域的社会性别理论、生态文化批评和全球性审美想象等等。从关注人类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和发展新的文艺理论上来说 ,当代西方文论的转向意味着对启蒙主义宏大叙述的重构 ,即对理性、人类平等和社会进步的重新诉求。     

远离启蒙的文学现代派与世俗化浪潮--"当代思想史"片断

当代启蒙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本土世俗化浪潮的双重挑战。其中,现代主义的虚无情绪对许多文学家的创作和世界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世俗化浪潮则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启蒙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挑战中渐渐边缘化了。     

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建构

＂启蒙＂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包含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设计、知识分子对启蒙客体的认知及其转变、身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启蒙的公共领域建构等内容。＂五四＂时期以来,＂启蒙＂由知识分子双重向度的文学想象,逐步向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话语实践转化。网络对当代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实践而言意义重大。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不仅缺乏系统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支持,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遭到了后代主义思潮的猛烈解构。然而,作为一种富有批判精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早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揭示蕴涵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意味。邓小平站在当代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既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智慧,又体现出了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倾向。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与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对接、碰撞中奏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音符。     

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

在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的视域下,西方现代文学关注于独特主体在西方文明语境下的深刻生存体验,展示权力话语对主体的压抑与否定。西方文化热哀于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思想,习惯于把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标举为普遍性,从而否定特殊存在的价值。权力话语的模塑使主体发生扭曲和错位。尽管人与大他者做了无数的抗争,但人始终被普遍性结构着。独特性主体在西方文明场景下就是一种不可能性。西方文学对独特建构的不可能性表述,体现出西方现代文学的历史局限性,也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根本失序和矛盾。     

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

针对文学理论界反本质主义的矫枉过正,本文从西方文化研究的现状、性质等考察,认为提倡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不过是对西学理路的曲意奉和,并为当下的私语话、感官化写作寻求话语庇护。至于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其实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委婉言说,其结果,只能是理论纯度的降解和批评的文本化与独白化。文学理论只有在开放中坚守,在多元中自律,才能提高其外指性功能与有效性阐释。     

反本质主义的限度与美的本质的开放——李志宏反本质主义可以休矣

李志宏的认知美学,利用汉语和汉字的模糊特性,生造了一个"美事物"来充当"美本身"和"美本质",把"美的本质"概念和问题,搅成一滩浑水,趁机来鼓吹反本质主义。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美事物"这样的词语,"美事物"、"美"、"美的"、"美的本质"等语词是必须辨证明白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反本质主义,就是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否定"美的本质"概念和问题的,但是,反本质主义的限度是反对西方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把本质和美的本质规定为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存在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打开了本质和美的本质问题域,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就是开放本质和美的本质问题的表征。因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必须反对,然而事物的本质和美的本质仍然是哲学和美学的永恒的、开放性话题。李志宏的绝对反本质主义可以休矣!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

对反本质主义的批判进行必要的再批判,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并不在于反本质主义者所简单归结的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而在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中国文学理论也应该有所建构,不应走向反本质主义者那样的极端解构,而是应通过个人写作模式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建构,并有利于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从而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能。     

福柯的系谱学与当代文论转型

福柯的系谱学具有反本质主义和政治性的特征,认为真理、主体、肉体、性态都是权力话语的建构物,需要打破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同盟。系谱学推动了当代文论的后现代转型,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成为文本的政治学,伊格尔顿、卡勒等人开启了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新格局。但系谱学文论亟须反思和超越。     

分析美学在中国:何为与为何?

分析美学是20世纪后半叶在英美及欧洲诸国占据主流位置的重要美学流派。分析美学依托于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学理背景,以及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国内时代氛围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分析美学在中国的边缘地位。分析美学具有反本质主义倾向,把问题论域集中于艺术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语言分析。中国当代美学主流话语则带有强烈的本质主义倾向,以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为理论重心,强调自然美和社会美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艺术美之前。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走向,使得分析美学至今难以有效地参与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建构。讨论分析美学与中国美学之间的复杂关联,推动分析美学在中国美学话语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重大的理论课题。     

新时期审美主义思潮评析

对于中国美学、文论来说,20世纪乃是一个审美主义思潮挥之不去的世纪.新时期的审美主义思潮从康德开始,又回到了康德,重新皈依了西方启蒙现代性文化模式,其价值取向是明确清晰的,众多审美主义者致力于将美学话语因势利导引入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意义域.但是,新时期以来的审美主义思潮并不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它大致经历了李泽厚等人的启蒙现代性古典审美主义、刘晓波等人的个人主体论的非理性审美主义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后现代审美文化三个阶段.     

理论中心、反本质主义与文论重建

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反本质主义的引入及其造成的巨大冲击,对于破除与解构僵化思维及话语霸权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理论中心"的强制阐释运思模式与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它的解构策略上,也体现在它所谓的"建构主义"重建思路与"关系主义"重建思路之中。而这也使反本质主义的理论重建与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相疏离,并表现出自身理论构建的无力与不足。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必须从认识论根源入手,重新恢复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回归到实践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对现成理论结论的文献式演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和实践根基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以促进自身理论的健康发展。     

解构传统的话语传达——王朔小说论

文艺心理学特别强调作品语言对作家审美情调的传达。照西方的话语理论说，这种作品语言就是一种传达了作家主体意向的内涵丰富的话语。对王朔小说的话语传达的深入研究则是理解其主体意向的关键。本文从破坏传统意识形态、颠覆传统规范和秩序、亵渎传统文化三个方面来剖析其小说话语的传达内涵，并就王朔与其小说人物的客观认同来进一步印证其解构传统的主体意向。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及其启示

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主要聚焦于以科学和艺术为代表的高雅文化。他认为,文化现代性的内核仍旧是启蒙,而启蒙本身包含着理性和想象的对立和互补。马尔库什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理解既不同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拥护者,也不同于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在马尔库什看来,文化现代性是悖论的,一方面它呈现为一股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继续发挥着整合分裂的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价值和价值观的功能。在当代,伴随着“作者已死”“艺术终结”“理论终结”的声音,现代知识话语被席卷进反本质主义或泛本质主义的“后理论”语境中,现代人生活在既有规范和标准逐渐失效的多元化、异质性的时代。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马尔库什对现代文化一般特征的描述及其内涵的深刻辨析,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独特的理论价值。     

后殖民写作中的反本质主义文化立场

西方后殖民理论家及作家在其言说和写作的反本质主义文化立场,与西方20世纪以来的后现代主体观一脉相承,与他们离散、迁徙的经历和西方教育背景密切相关。这种反本质主义立场固然有其先进性,但在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当下,我们对之应持有一定的审慎态度。     

布希亚消费社会理论批判

布希亚以符号统治为视角深刻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建构起一种消费社会的符号批判理论。布希亚对启蒙的参照理性和现代主体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一批判在清算前者的先验主义、绝对主义以及意识哲学等消极特征的同时,错误地走到了另一极。在布希亚的批判理论中依然可见客体主义的偏见、文化主义的霸权、极端相对主义的怀疑论以及实在论的残余等等,深入反思和批判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合理地认知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