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联邦与立陶宛行政司法实践若干问题之比较

俄联邦与立陶宛在建构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规范机制以及行政委员会,在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体地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与两国行政法律理论研究的现状以及两国培植行政司法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健全程度尚存在一定差距有直接关系.立陶宛在行政司法制度建设上的合理性、系统性及实效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俄联邦所借鉴.同时,立陶宛行政司法具体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建立独立、自治的,脱离普通司法法院体系的行政法院体系是保证行政司法实践良性运行的最理性选择.     

政府规制改革:目的与挑战--日美两国比较分析

政府规制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掀起的改革潮流.是为生产者的改革还是为消费者的改革?是本文论述的主题.本文通过日美两国的比较,从体制、消费者代表体系、规制改革实质等多角度地对日美两国规制改革的目的作了比较论述,揭示了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由于规制改革的滞后,它将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     

政府行政改革背景下的府际关系转型问题研究

府际关系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甚为重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原有的府际关系已不适应社会要求,府际关系亟须转型.府际关系在转型过程中出现横向过度竞争、纵向关系模式僵化、协调机制不顺畅以及与民间组织合作的空壳化等问题.政府行政改革是在社会变动的基础上政府对自身组织、结构、功能等的调整和变革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过数次政府行政改革,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行政改革问题愈加关注,这为府际关系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从敌对到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日两国经历了从敌对到恢复邦交再到建立战略互惠的不同阶段.关系是一步步深入,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六十年来,国际形势、中日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日两国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民间交流始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推动力.中日两国的杰出政治家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都很好地把握住了历史机遇,把中日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2l世纪以后,中日逐渐形成一种竞争、合作、发展的态势.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发展这种良好的态势.不仅对中日两国,而且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也是一大贡献.     

后官僚制范式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本文在介绍后官僚制行政范式核心理念并对践行于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以后官僚制为范式的行政模式简要比较基础上,从理念和制度设计这两个方面对我国政府系统的改革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人民币与卢布的竞争和合作

接连发生的世界经济失衡、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等事件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又一次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现行货币体系中中俄两国均面临着潜在风险,如果两国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进本币国际化进程中,能够积极协调人民币和卢布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那么必将有益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金融秩序建设与改进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新公共管理视阈下中日行政改革之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亚洲,日本成功地借鉴了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成功经验。中国作为日本的临国,改革的背景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虽然目前我国的国情还不适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改革,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但是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下审视中国的行政改革,有些改革的措施还是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采取的措施有相似之处。因此本文试以新公共管理为背景,中日行政管理改革为出发点,审视中国和日本的行政改革,将二者进行比较,希望能从比较之中总结出二者的异同。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两国在类似的历史命运下做出的相同选择,但却获得了大相径庭的改革后果,本文分析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历史变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差异,以期探讨中日两国现代化启动成败的基本原因。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与发展思路——基于广东省佛山市行政审批流程改革的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加入WTO以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广东省佛山市推行了独具特色的“两横两纵”行政审批流程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也还存在服务中心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常设管理机构、监督体系不健全等不足.鉴于此,应采取成立专门的行政审批管理机构、明确行政服务中心的法律地位、建立有效的行政审批替代机制等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措施.     

近代中日两国法制现代化之比较

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在内外压力下开始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由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近代日本法制现代化起步略早,法制现代化比较深入,从法律体系到法律制度,再到法律观念,循序渐进,较少反复,较短时间内基本实现了法制现代化;而近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起步稍迟,比较被动,整个过程反复较大,宪法及行政法规反复出台,缺乏稳定性,法制变革较多局限于法律条文及制度,基本没有涉及法律意识和观念,法制现代化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