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对王艮“天理”思想的几点理解

泰州学派创始人、我国著名的平民哲学家王艮,高举起“以自然为宗”的大旗,把“天理”、“人性”与“良知”统一起来,提出了与“天人合一”不同的“天理”观,揭示了“人道”的自然属性。王艮还将天理与良知结合起来,提出了天理良知说,并在肯定良知固有、完美、不须人为的同时,要求通过学习与修养排除人的气质杂性,恢复初有的良知。此外,王艮在人欲“天理”的基础上,进行了欲的区分,主张去恶欲,倡公欲,寻找真正的心底之乐。     

试论丁若镛的天理人欲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认为朱子的人欲观是消极的,天理、人欲具有二元论价值体系,主张人欲是人所固有的要素,而且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朱子与茶山在天理人欲观点上的不同,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看法上的不同,即朱子主张“性即理”,而丁若镛主张“性嗜好”。     

顺民之欲富民而治

所谓“人欲”,不外乎饮食男女、穿衣吃饭、生老病死的事,是民众求生存、求发展、求富裕的基本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并非与“天理”不相容。“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作为官吏,无论是讲廉政,还是讲勤政,首先要理解和尊重民众的基本欲望,顺民之欲,富民而治。要“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从鲁四老爷看封建理学的反动性——讀《祝福》札記

程朱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说教的发展。它鼓吹“天命即天理”,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的“四种权力”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认为“理”在人间的主要表现就是“三纲五常”,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说教。朱熹宣称“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孔丘的“克己复礼”。小说《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他不仅书房壁上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案头堆着理学入门书《近思录》,以“理学”铸自己的灵魂,而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评二程“灭私欲、明天理”的伦理价值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主张“灭私欲、明天理”。“明天理”的目的是“存天理”、天理包括“物理”和“人理”,它既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范畴,又是为人之道。“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二程集》第21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数)做人就该明理,否则不配做人。为此,就要“灭私欲”,“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第312页)不然,“人欲肆而     

对戴震批评朱熹理欲观的再认识

戴震指责朱熹冥心求理 ,致使理与事、理与欲歧而为二 ,从而使天理扼杀人欲。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理欲观上 ,朱熹的“天理”并没有脱离人之欲望。朱熹与戴震一样 ,都主张以理节欲。戴、朱道德哲学有许多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 ,并非根本对立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论清代鸦片战争后以儒为本以洋为用的治国思想

明清之际,封建统治阶级使程朱、陆王理学走向极端,已出现了危机。尤其王夫之、戴震对理学的有力批判,更动摇了它的统治地位。王夫之提出要砍除理学的痼疾,治国以不应循古人足迹行进,要因时制宜。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说:程朱理学天天鼓吹分清天理、人欲,极力抬高天理,而把“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皆视为不合天理的人欲,要人们革除,使人求生不得。由此,戴震得出结论说,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颜元认为理学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世风,而儒家思想真正学术却日趋衰竭。于是他强调教育之大务在明人伦,真正掌握仁义礼智等德性,而后要学实业。提出要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以     

也谈贾母的“人欲观念”——兼与宫业胜先生商榷

宫业胜先生撰文探讨《红楼梦》中贾母的人欲观念，认为贾母痛恨八股、在宝玉婚姻问题上不讲门第、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迷信思想。实际上，这是对贾母的误解。对于作者观点，笔者有所异议，在此与其进行商榷。     

试探从"存理灭欲"到"理即欲"的转换

天理人欲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一桩重要公案,它经历了一个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发展过程。发生这一转换的主要原因有三:即宋明理学理欲论的内在矛盾,程朱理学的政治化,中晚明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     

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现代解读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地位堪比孔子,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思想体系包含广大,涉及众多范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其代表思想之一。＂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来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众多的学者都是以负面的态度来给予＂存天理灭人欲＂评价,但仔细的琢磨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我们还是能发现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试论朱熹的哲学思想及其他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存天理 ,灭人欲” ,本意并不否定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和欲望 ,可惜的是后来的统治者片面强调天理、人欲对立的一面 ,才造成“以理杀人”的恶果。作为一个政治家 ,朱熹生前从政时间极短 ,却也颇有政绩 ,身后被历代统治者吹捧 ;作为一个思想家 ,其思想 (经改造后 )最终成为历代的统治思想 ;作为一个教育家 ,他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同时 ,朱熹还是—位学贯古今的学者、才华横溢的诗人。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种伦理建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活生生的感性个体,而是为了巩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在人与封建伦常中,封建伦常是至上的,人只不过是维系封建伦理纲常的手段和工具。这样,人的主体性被伦理异化了,人的主体失落了。不是对人的个体自由的弘扬和激发,而是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和禁锢,这即是朱熹的理欲观的时代特征和理论趣向。     

朱子理欲新论

人乃千亿年流行大化所化之物,其与万物一样皆受流行大化物性所躯。欲者,流行大化物之动也。吾人为流行大化所化之物,岂能违流行大化物之动!作为有限者,虽圣人不能违此流行大化之物则也。朱子倡"存天理、灭人欲",非是反对吾人正常人欲,而是反对没有天理为基础之人欲。"存天理、灭人欲"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命题,不如说是儒家生命入精微致广大的存在方式。只有在每日存天理的主敬中、以天理贞定浸洗吾人之欲,吾人才能摆脱动物式的物拘,于天地万象森然的和美大中大正创生中,和顺积中,悲悯仁慈,神圣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