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哲学自有其独特的本体论--读方光华近著《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

哲学是智慧之学,其智慧既表现为以理性的方式探究世界的终极根源、终极真实,又表现为以情感的方式把握人生的终极价值、终极意义。这个定义已充分揭示,对任何事物的哲学方式的解释,都不是指向具体抽象———从具体事物抽象出决定该事物存在的特殊本质,而必然指向普遍抽象———从各不相同的事物特殊本质抽象出该本质所以构成内在关联的普遍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世界本体的探究,正是哲学研究理应关注的问题,因为正如方东美所强调的,“探讨有关实有、存在、价值”乃“究极之本体论”所当然(参见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28页)…     

朱熹的伦理学与后伦理学之别

朱熹受程颐的启发,把理分为"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两个不同的层面,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上面一层"。朱熹以此诠释《论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而认为"所以然之故"就是"天命"。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所当然之则"相当于具体的特殊的自然法则、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属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然之故"相当于抽象的普遍的最高原理、原则,属于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论晚明《纲目续麟》对纲目史书的新阐释

明末张自勋的《纲目续麟》是第一部对《通鉴纲目》的全面订误之作,既承袭了《纲目》"以史明理"的著书主旨,又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纲目史书的特色。它冲破了对朱熹的迷信,表现出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质疑的心学特征;同时,它又注重以考据求义理,体现出向实证性史学发展的趋向。     

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

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的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之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而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理范式的确立内在规定着通达理的方法论,理与理交会,心明而知。理会不仅追求会物之理,而且要求人以理会之。索人工夫而使人进至于理,由此确立了存在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相统一的独特思想品格。     

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论辩

实事求是蕴含着求实精神,实用主义流露出实用原则,两者之间既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在哲学基础之"实"、批判态度之"理"和欲达目的与实际效果之"用"以及精神实质之"公"或"私"诸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论个体主义视域下的王弼自然思想

在王弼的思想当中,本体之“无”需要在具体之“有”当中显现自身,普遍的自然原则同样不能脱离具体的事物。事实上,王弼所说的自然原则就是指个体事物的自然本性,普遍的自然原则最终所指向的是具体存在的个体。自然原则作为事物存在的必然法则具有普遍性,但普遍性并不意味着自然原则以一种一成不变的形式展现自身,而是内在地通过具体事物各自的自然本性,以多样的形式展现。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个性,却又都是自然原则的一种具体展现。这种具有多样表现形式的事物内在本性恰恰就是普遍的自然原则,自然原则以普遍言之在于以一种统一性的视角描述事物的本性,从事物具体的现实的存在形态出发又可以得出自然原则的多样性。     

德性主义的重建--王阳明之良知对朱熹天理的扬弃

朱熹在建立宇宙本体论体系过程中,由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与超验性,导致了道德他律与知性主义倾向,偏离了孔、孟以来的德性主义传统.针对朱熹哲学的不足,王阳明以内在于主体的良知代替了朱熹的天理,否定了天理的客观性与超验性,把理收摄于一心,建立起彻底的儒家心性论,既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理论矛盾,又重建了儒家德性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