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维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第一次作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先进政治力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掀起批判与改造封建专制制度及思想文化的社会改良运动。维新知识分子首先总结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于政治黑暗腐败,主张引进西方君主立宪政体进行变法维新,但因受传统制约,采取了"托古改制"的变革模式。其次,开始批判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倡导人性解放。再次,初步认识到国民素质低下导致社会政治落舌,提出改造国民素质的重大课题,将维新运动推向深入。维新知识分子群体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及文化的近代化,与此问时,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人格心态、参政模式、道德观念及行为方式,也初步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但是,由于他们受传统经学意识、功名意识影响,对西学普遍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理解,又过于崇尚理想主义,因而变法既不彻底且以失败告终,知识分子群体也未能实现彻底转型。     

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学术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另一方面,新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以废科举为契机,清末学术评价标准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教育在管理体制、规模、程度及专业课程上获得长足发展.这既是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传统高等教育转向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对20世纪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容闳与丁日昌

容闳与丁日昌都是近代岭南地区较早投身洋务运动、并在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们彼此间曾有很密切的交往。容闳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其近代化思想对丁日昌影响甚巨；而丁日昌作为握有一定权力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其支持和努力对容闳能否实现自己的主张也至关重要。从容丁二人的交往中，人们可以窥见１９ 世纪６０ 、７０ 年代中国洋务派知识分子和洋务派官僚之间那种谋士与主事、理论家与实践者相互影响、同而又异的关系     

近代中国文化失范与市民文化关系略论

近代中国市民文化产生于市民阶层的成长发展过程之中.伴随着本土的传统精英文化的危机,西学的输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架构的一个支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集中体现在文化失范上.近代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流是争利、民主与科学.市民阶层运用进化论作为理论武器,为中国近代文化结构的转型开辟了道路.中国近代市民文化运动的结果是初步确立了市民文化的领导权.     

中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研究——以严复译著为透析视角

严复译著采用申西文化比较的叙事方式,输入近代西学于晚清文化语境,在整体上开启了反对传统主义的先河.同时,从叙事层次、叙事风格和叙事內容三个视角科学辩证地对待西学,汲取有益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和观念,改变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有力地回应了晚清知识分子内心焦虑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挑战,为建构新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崭新的认知途径.     

浅析近代桐城派的文化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桐城派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文化抉择。一方面,他们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统治,力图拯救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桐城派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固步自封,而是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主张由汉宋会通走向中西会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

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曾昭式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是从中国近代文化的嬗变开始的，它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基础上，为着中国当时社会的需求，在与西学碰撞中逐步形成和建立的。逻辑学作为西学内容之一也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产生一定的影响。逻辑学在中国现代文化的...     

略论王韬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近代化

王韬在早期是典型的封建士子,随着对西学的接触和深入了解,逐步开始了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转变,王韬的身份转型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初步变革.王韬文学观念变革中初步的文学救国意识、开放性的世界意识、娱乐心态使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     

反思、批判与超越：近代知识分子认识论嬗变

经明清的思想启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论发生了嬗变,逐渐将认识的主体性从传统主客模糊的认识中抽离出来,近代知识分子成为思想的主体及认识论变革的主体。经过启蒙后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剧烈思想冲击下,其认识论的转向也在时代的思想大潮中孕育着,尤其进化论思潮传入中国后,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传统,并吸纳了进化论的“科学”品质,实现了较之于传统的新转向。但由于对近代中国缺乏现实考量和理性的批判,其认识论终究无法解决近代中国的中心课题。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经过马克思主义武装的近代知识分子将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视域,并完成了认识论的革命性超越。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之失败探源

从古代到近代,士大夫都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心,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士大夫文化已基本消失,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在边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他们不断通过政治、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来重构社会重心,但最终失败。本文将从科举制度的废除所导致的知识人与中央权力、地方社会的制度性联系的断裂、知识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两个维度来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构社会重心失败的原因。     

近代教育观念变革的外因作用机制

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和“西学”作为思想资源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是近代教育观念变革最为主要的外因,环境压力的推动和“西学”的牵引是二者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从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中国知识分子正视现实,拓展资源,勇于创新,引发了教育观念的一系列变化,为新式教育最终在中国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先导。     

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辩——兼论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文化革新路径的选择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毕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文化领域的大门,促使中国人走出以往文化的固定圈子,真正"睁开了眼看世界",从此确定了"会同中西"、再造文化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心态;二是确立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三是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多元化的价值认同意识。     

论严复对中西政治文化的整合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严复通过译著对中西政治文化进行的沟通与融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原因不仅在于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第一次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也不仅在于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实现了中西政治文化的首次整合，而且在于通过这种整合，严复提出了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如何培育新的政治文化的慧见。本文试图探讨严复关于中西政治文化整合的思想。面对中国落后的传统政治观念、政治制度，严复认为中国不图进步则已，欲求进步，则非学习西方政治文化不可——“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西学，非另立选举之…     

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中国文化出路展望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艰难曲折,步履沉重。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观念的产生,使文化建设方面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矛盾日益凸显,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问题备受关注。今天,认真总结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的经验教训,客观地解析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种种主张,厘清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展望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对于我们建设现代新型文化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五四时期的“性伦”文化

“五四”知识分子否定和批判了性伦偏向、性伦本能、性伦禁忌、性伦杀人等方面的封建性伦文化 ,提倡和主张高尚合理的两性状态、新式道德观和贞操观、进行性教育和生育节制教育等新式性伦文化 ,并开始了初步的实践活动。尽管五四时期性伦文化的变革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尤其在婚俗变革过程中呈现出曲折性与复杂性 ,但它仍是开启现代文明性伦生活的先导 ,促进了社会解放、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     

从传统儒生到马克思主义者──论“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儒学,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声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批判儒学,就不能树立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仰,“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就不能因此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变革虽然需要新的理论的指导,但如果没有固有的文化心理基础,“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同样也难以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虽然已经有废科举、兴学堂之举,但儒学仍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灵魂。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师辈,在接触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前,大多受过传统儒学…     

林纾翻译小说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立场

林纾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先行者,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林译小说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视野与民族文化立场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精神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