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山·归家

"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山是有生命的,于是便有了辛弃疾"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你观山,山也在观你;山是有操守的,于是便有了孔夫子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了严子陵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山是有境界的,于是便有了"黄龙三关——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山,磨练了多少人的筋骨和意志,承载了多少的梦想和希望,成为多少志士名流的栖身之地,隐逸之所。"     

孔学堂书局新书倾情奉献

<正>《君子:〈论语〉与人生》夏海/著书号:ISBN 978-7-8077(HHH3定价:58.00版次:201待12月第1版"君子这一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无数志士仁人通过效仿君子人生,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的理念仍然具有合理性、适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值得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夏海     

溯未及源

名曰《辞源》,即为“词语源流”之意,要名实相副,则书证应为语源,倘难确指,亦应尽量提前其时代为佳。修订本《辞源》二册955页“巧立名色”条,以叙述体说明其含义,而未考语源,文末乃云:“清吏部对官吏考语,习用此语。见《六部成语注解·吏部》。”按:《元史·刑法志》卷三:“其有巧立名色,广取用钱,及多称金数,尅除火耗,为民害者,以监察御史廉访司纤之。”此书证较《六部成语注解》早三百余年,且可避去叙述烦琐而不确之     

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句践”考略

春秋战国时,有人爱取“句践”为名。例如: 《孟子·尽心》有宋句践。朱熹《集注》: “宋姓,句践名。”《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有鲁句践。司马贞《索隐》:“鲁姓,句践名也。”最著名的当然要数春秋末年的沼吴成霸业的越王句践(《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句践这个名字中的“句”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集解》引颜师古之说云:“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准此,则句吴之“句”,犹阿Q之“阿”了。句践之“句”,意义约与此相若。践,《集韵》音贱;《广韵》释以“蹋(踏)践”。《礼记·疏》云:“践,蹋也。”《释名》:“践,残也,使残坏也”又,《尚书·序》:“(周)成王东伐准夷,遂践奄。”《释文》:“践,藉也。”反正,践之恶义甚夥,而嘉义则较少。践,音贱,可通“贱”。《玉篇》释“贱”曰:“卑下也,不贵也。”卑下不一定就是坏事,     

《文镜秘府论》“江宁侯”为江淹说质疑与新解

《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中有"江宁侯温而朗"一句,历来诸家注解皆不知所论何人。近见林晓光先生发文认为"江宁侯"非指"江宁"之侯,而当是姓"江"之"宁侯",并由此提出"江宁侯"乃江淹之说。林氏所解虽颇有新意,但若详究其文会发现论证颇多抵牾,实难自圆其说。今再考之,"江宁侯温而朗"数字应属衍文,而"江宁侯"则当是王昌龄之别称。     

韩邦奇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归宿

韩邦奇一生勤于著述,学问淹博,尤精于《易》《书》音律。其早年大略以程朱理学为源,发明《尚书》《周易》之义;中年则以张载《正蒙》为依,穷极"天人""性道"之理;晚年则重学问之相互贯通,修身之平易切实。其思想学风远承张载,宗源关学,堪为明代关学干城。     

王夫之的正统之辨

饶宗颐先生言:"中国史学观念,表现于史学史之上.以'正统'之论点,历代讨论,最为热烈."[1]1这话说得很对.在重视发挥史学经世功能,又以君主制为核心的古代社会,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很自然的.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的几点思考《中文关键词》=晚明社会:政治变动:社会转型:利益集团:国家权力异化

长期以来,对于晚明的民众运动,无论是农民起义、奴变或者是城市的民众事件,往往统统称之为民变.如李文治先生著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事而成其名著《晚明民变》.近读樊树志先生《晚明史》,有述临清、湖广民变之章节,亦有述陕北民变之章节,对民众运动亦归入民变范围.然而,晚明城市民变与此后不久发生的农民起义虽然都是社会阶级的斗争,但亦有着明显的不同.以今日对于此类事件的定义,城市民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似应属社会阶层复杂之群体事件.对此,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不仅不以“阶级斗争”论之,且不以“民变”论之,甚至不以“事件”论之.他所著《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一文将其定义为集体行动[1]367,已明显不同于以往之论述,所论重于集体行动之社会层面及与政府政策关系诸方面内容.其近期出版的专著《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对此更有深入系统研究.笔者较为同意巫教授关于群众集体行动的论点,但以为此类行动仍为当时之民众群体事件.本篇小文,仅拟就此类群体事件与社会转型时期部分国家权力异化之关系略作述论,以就教于方家.     

《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版误校一则

中华书局1983年6月出版的由贺次君先生点校的《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怀州＂修武县＂条目下有以下记载：左传曰＂晋阳处父聘于卫,过宁＂。按照贺次君先生的点校来理解：晋阳人处父去卫国聘问,路过宁这个地方。但从《左传》的记载看,贺次君先生的点校应有误。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晋殽之战之后：文赢请三帅,…（晋襄）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左传译注》李梦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330页。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