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探讨

目前,针对城市病等问题,国内很多特大城市重新开始实行严格的人口规模控制政策,引起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梳理了已有研究中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代表性观点和主要争议。总体上,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生产效率、公平性、环境容量及手段论等角度出发探讨人口规模控制的必要性;支持对人口规模进行控制的学者在应该控制哪些人的流动以及如何控制上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本文在对已有观点进行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提出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应该从全国层面入手,取消户籍限制和大城市的特权。     

国外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减肥瘦身法”及启示

研究东京、伦敦、纽约、巴黎、莫斯科、首尔等国外特大城市面对人口压力问题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东京以"规划+引导"等多种调控手段综合运用,实现人口与城市发展相匹配;伦敦打造新城,实现"就业人口与居住职能"同步平衡疏解;纽约注重标准把控和规范管理,以经济杠杆实现人口自发调节;巴黎采用"登记+社保"的模式,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莫斯科动态调整城市人口密度,通过中心城区拆迁改造实现市区人口向郊区扩散;首尔"疏""堵"结合,通过搬迁中心城区行政机构引导人口梯度疏解。国外大城市人口治理的经验,对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合理控制上海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研究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上海人口过快增长主要源于来沪人员的快速导入,而来沪人员数量的过快增长又主要源于低端就业人群、非法就业人群以及非就业人口的无序导入。同时,来沪人员过度集聚在城郊结合部的态势仍很明显,给城市正常运行造成一定压力。面对人口总量不断攀升、城市承载负荷日益加重的严峻现实,上海必须要有紧迫意识,切实贯彻中央关于"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的意见精神,把加强人口调控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在人口流动因素多元复杂的大背景下,重点抓住导致人口不合理增长的政策因素,审慎甄别其内在的驱动机理,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的强化、补充、调整与完善。     

上海产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联动效应及其对人口调控政策的启示

近年由于特殊的政策因素,特大城市常住人口增长与人口调控再次引起各界关注和争议。以上海为例,研究基于经济社会统计数据的客观分析,以及典型产业区人口劳动力动态调研,发现伴随产业发展而形成的人口劳动力集聚效应已经进入相对下滑阶段,"以业控人"为主导的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也有可能背道而驰。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适时转换人口调控思路,加快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完善现居住地人口配套服务机制。     

能力政府：我国特大城市公共行政改革的模式选择——以上海为例

一、能力政府:特大城市视阈下的空间定位、目标模式与基本品质 所谓能力政府,就是指"能够有效运用公共权力与制度资源,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整合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创造公共物品的政府".在特大城市的视阈下,由于城市经营和城市管理的复杂性,以及城市政府行政的效率需求,能力政府显然是"能本"取向的政府,它要求的是政府能够以科学、民主、法治的行政方式和手段,有力、有效、有为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进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公共福祉,促进城市的快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快速交通发展中我国特大城市有机疏散研究

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特大城市集聚功能的日渐强化,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虽然提出加快特大城市的有机疏散,但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在特大城市内部地域空间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快速交通技术成熟的情况下,通过陕速交通引导特大城市进行人口、产业和功能的有机疏散,可以有效地促进特大城市要素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实现承载力的提升。     

正确处理控制人口数量与吸纳各类人才的关系——《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解读

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在推力与拉力的互相作用中求得预期的最大利益,以不同生存法则求得尽可能大的利益满足,人口阶池具有强大的蓄能作用,但自身也具有脆弱性。城市的发展既需要建立适当的筛选吸纳机制,以吸引年轻的高素质劳动力,也需要控制适度的规模。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点是回归户籍制度的登记功能,实现居民身份证"一人一卡、终身相随,一个平台、多个单元,分别记分、动态管理"。未来的居民身份证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信息的记录、贮存、读取:出生时间、出生地、个人DNA、免疫接种、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含医保帐户)、纳税、捐赠、婚姻状况、个人信用、驾驶资格、特种岗位技能等。我国应当在现有居民身份证制度基础上,建立始于出生的人口登记制度,实现"以房(住房)管人"。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设定适当的"门槛",以一定的身份积分数量作为取得其市民户籍的公开标准。公权力调节人口流动的操作建议:一是改进并进一步强化居民身份证的管理功能;二是建立自出身开始计分、终身累计的人口素质评价体系;三是建立登记居住与取得市民待遇分离的人口管理制度;四是设计相关的配套措施。     

文化转向:大学毕业生城市流动的新逻辑

西方城市人口增长的文献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文化转向":工作就业等经济因素让位于文化休闲等消费因素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力。城市人口流动的"文化转向"在中国同样明显,尤其表现在大学毕业生群体当中。城市在大学毕业生眼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作地点。城市是学习机器,是娱乐机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流动选择中追求价值实现,表达自我,体验生活和分享梦想。青年大学毕业生是城市人口流动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城市流动目的地选择直接影响到城市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净化城市环境的冲洗站

武汉,一个特大城市,人口多、车辆流量大,特别是南来北往的过境车辆每天均在3.5万辆次左右,加之路况差,灰尘污染相当严重。 为了净化城市环境,武汉市环卫局根据建设部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卫生城建     

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市民”类型化研究——基于地域生活方式论的视角

作为快速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结果,生活在城市近郊区的"新市民"可以分为"本地-新市民"与"外地-新市民"两种类型。从对北京的实地调查结果来看,两类"新市民"在"地域生活欲求-地域生活水平-地域社会参与"的地域生活方式论框架中表现出不同的路径特征。这表明不同类型"新市民"对城市生活方式适应的差异性,对于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特大城市北京来说,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在推进市民化进程中需要进行"差异性"区分。     

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与城市化

荷兰病是典型的资源转移效应,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式荷兰病是中国典型的"资源"转移效应。三螺旋模型原指政府—产业—大学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本文以三螺旋算法为理论基础,类比于政府—产业—大学体系,用三螺旋模型研究在中国,资源转移效应—劳动力分布—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由于全国的产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造成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转移,使得劳动力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城市和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中,这样的劳动力分布情况,使得人口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乡镇也越来越小城市化,同时城市化也会加剧劳动力资源的转移效应。即资源转移效应影响劳动力分布,劳动力分布进而影响城市化,城市化也反过来对资源转移效应造成影响,他们三者是相互影响的,这就是他们三者之间的"三螺旋"。     

流动人口流向何处

人口流动动了城市的"奶酪"? 2020年,北京市的规划人口为1800万,故某些政府官员认为需要在201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600万左右.     

上海城市人口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研究

上海的人口总量和结构一直与其独特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带动人口发展,人口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正处于第四波工业化时期,人口增长较快。在人口结构上,户籍人口老龄化,而外来人口具有就近流动、城城流动、定居化特点,且教育水平逐年提高。从承载力上看,上海人口总量合理,但人口分布的不合理影响了人口结构的发展、城市社会的融合,带来了核心区人口过密、产城融合不畅的问题,以及偏好"人脑"、排斥"人手"的问题。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可能的人口逆流,上海应稳定人口总量,建设整体推进的多中心发展人口分布格局,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破解"新二元结构",推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结合政府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改革措施。     

“城市病”的治理与市民主体

城市化进程既带来城市人口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同时也衍生了"城市病"。城市在发展中产生的"城市病",其防与治必须依靠市民主体,通过提升市民素质来完成,这应该成为我国实行有效城市治理的基本理念。市民教育和提升市民主体意识参与城市治理,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和各市的市情,从提升市民对城市治理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把城市看作是一所大学并加强社区教育功能、把市民教育更好地纳入国民教育、强化中等收入阶层市民主体培育和以城市文化凝聚市民主体精神中来实现。     

社区开发与移民过程——对昌五社区的考察

一、引　　言在人口迁移理论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迁移规律理论”(Ｋ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推拉理论”(ＥｖｅｒｅＳ .Ｌｅｅ)、“二元经济理论”(阿瑟·刘易斯 ,1 989)、“成本—效益理论”(Ｔ .Ｗ .舒尔茨 ,1 990 )、“流动转变理论”(杨云彦 ,1 994)等 ,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而提出的 ,即工业革命以来 ,随着城市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口将不断由落后的农村地区迁往发达的城市地区。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 ,上述假设是很容易得到验证的 ,并且 ,它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颇具解释力。然而 ,将这一假设用于…     

我国城市规模的经济学浅析

一、我国城市规模发展的现状 城市规模就是指城市的大小,它涵盖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3种涵义.经济规模是指城市中聚集的物质与经济要素的数量;人口规模是指城市人口的数量;用地规模是指城市建成区的土地面积.在一定历史时期,在相近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城市的经济规模、用地规模与人口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人口多,经济规模就大,占地就多;反之,人口少,经济规模就小,占地少.因此,人们通常用城市的人口规模表示城市的规模.由于人口、技术、城市化水平、城市的历史沿革不同,世界各国关于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不尽相同.1994年以前,以人口规模为标准,我国的城市规模分为4种类型,即特大城市(城市人口在100万),大城市(城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中等城市(城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和小城市(城市人口在20万人以下).     

基于腾讯迁徙热度的同城化地区人口流动时空间特征——以厦漳泉地区为例

福建省厦漳泉地区是国内较早开启同城化探索的区域,已经成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同城化地区。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平台上的腾讯迁徙热度,通过对厦漳泉同城化地区城际间人口流动在时间维度上的流动特征、流动强度的分析,以及空间维度上从全国—福建省域—厦漳泉地区不同尺度的城市对外联系分析,探讨以厦漳泉地区为例的同城化地区城际人口流动的时空间特征以及同城化地区城际人口流动与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和劳动力分布的关系,并提出推进厦漳泉同城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从“六普”数据看加快上海社会保障建设的紧迫性

从“六普”数据看,上海人口状况与全国有较大不同,全国人口增速减缓,上海人口增长加快;全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上海常住人1：2的老龄化下降,户籍老龄化上升;上海“少子化”比全国更突出;上海比全国获得更多的人口红利;全国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上海人口向城郊结合部和郊区流动;上海劳动人1：7高峰年龄段提前全国5—10年,一方面给上海带来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使上海比全国更早进入退休高峰期,社会保障面临更大压力。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上海,给上海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带来契机。扩大城镇养老保险覆盖面,拓宽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渠道,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加快老龄事业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老漂”的社会融入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日益成为一个显著现象。其中,老年人随着子女迁移、流动,成为"老漂",更是近年来越发被公众关注的现象。如何保证"老漂"群体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的生活,不仅关系到"老漂"以及"老漂"一家的和睦幸福,更关系到整个社区乃至社会的稳定发展。系统分析"老漂"在流入地遇到的现实问题,并从个体、家庭、社区、社会四个层面对加快"老漂"融入流入地社会提出对策。     

研究报告称我国单位GDP废水排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

近几年,随着拥堵、房价、上学难、就医难等社会问题在京、沪、穗等特大城市陆续出现,关于城市承载力问题的讨论逐渐扩展到政府和百姓层面。近日,北京市政府和中国社科院签署协议,共建首经贸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破解＂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