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村级治理秩序分化的民情基础——基于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经验考察

在当前治理场域中,大规模的公共项目进入到农村社会,引起了村级治理秩序的剧烈变迁。借助项目化运作,村庄政治形成了多元参与、寡头治村和弱主体治理等治理模式,实际对应着协同、争利和无为等秩序形态,其后隐含着差异化的民情基础。通过对鄂东S镇项目进村的实践考察,将地方民情划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中立型三种基本类型,探究了不同民情类型对村级治理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可能成为农民与乡村干部进行利益博弈的策略工具,导致村级治理陷入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施政伦理困境之中;地方道德世界的舆论导向和社会评价机制决定了返乡精英的生活意义和社会价值,关系着外部资源反哺农村社会的现实进程;离乡精英不断从村庄社会脱嵌出去,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纽带松弛带来政治参与的冷漠化。三者交织错叠,构成了地方民情的时势变化,成为解释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变量。     

差异与启示：大陆与台湾乡村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以“村官”角色为切入点

台湾地区的乡村现代化治理模式对大陆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变具有借鉴意义。以“村官”角色为切入点,分析比较了两地乡村治理在治理理念的政治生态环境、村级治理的组织结构、村官角色的职权划分、角色功能、村官为政的运作方式、动力保障机制方面的差异性,总结了台湾乡村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半农半牧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研究——基于Q省X镇集体经济模式分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乡村治理则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塑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党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在于发挥党组织的“内核”作用,创新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全面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半农半牧区”党建引领下的村级集体经济治理,形成了一种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民族团结进步为动力、网格化基层治理体系与生态保护优先原则有机融合的新模式。然而,该模式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专业化队伍能力有待持续增强、数字赋能水平较低、创新能力有限、可持续发展产业链尚未完善等。因此,应通过党建核心引领激发集体经济动力、数字赋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保障集体经济的韧性和活力、打造特色产业链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在此“四维”向度上纵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发展。     

村级党建、治理重心下移与乡村振兴——基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田野调查

在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实践中,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型载体发挥着支撑性功用,其在当下的呈现形式是党的村级组织。基于"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基本问题均位于村域之内,具体表现为村级党组织涣散与村庄社会关联断裂。这使得强化村级党建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必经之途。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实施经验看,两者的互动过程呈现出耦合与并进的状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驱动村级党建面向乡村社会,进行社会构建,引领集体行动;村级党建则支撑社会治理重心寓于农村基层,再造乡土自性,重塑治理格局。基于此,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呈现出来,不但形成了以村级党组织为中介,国家与社会均衡互动的局面,而且还为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机制。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村组治理:功能定位、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确定的基本治理单元,村民小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产、社会四个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在运作机制上,村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会和群众路线维系。当前,行政村权力运作的行政化和信息治理技术的全面下乡,对政策激活后的村组治理形成结构性挤压。优化村组治理的总体路径在于:技术治理主导型村治应推动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村组治理主位型村治应实现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有效分工,推动村级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双轨制。     

政治引领: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考察

既有研究难以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做出有效解释。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调研表明：“治理事务”和“治理资源”是内在决定基层组织形态和村干部角色的两大基础性变量。研究发现：以X村为代表的中西部留守型农村，村庄内生性治理事务有限，且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明显，不具备村干部职业化的内生需求和经济基础。近年来，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村级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对村干部职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多，部分地区具备了支付村干部职业化所产生的组织成本的经济能力，走向了村干部职业化道路。但当中“政治引领”特征突出，这与中西部绝大多数普通农村村庄基础并不匹配，因此村干部职业化并非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论我国村级治理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与改革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村级治理的基本制度。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村级治理模式遇到了诸多困难,如党和政府在村级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有待调整;村级财政困难,无法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村级治理不规范,制度化水平较低;村民在村级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弱化等。为走出困境,应重新定位党和政府在村级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因地制宜,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探索村级治理的多元化模式。     

基层群众自治视野下的村级权力调控制度创新——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1

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旨在应对乡村治理中的权力失控及其导致的治理危机所做的"需求—回应"型创新。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为分权制约、过程监督、制度规范、信息沟通,由此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共治。其实质是建构了一种以控制为主、协调为辅,控制与协调相结合的复合型权力管理结构,形成了制约、监督、沟通三位一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村级治理权力调控的新模式。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原则,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再创新,进一步突出村级权力调控的农村基层社会特点,凸现村级权力调控的群众性,彰显村级治理制度创新的自主性。     

富人治村与基层秩序稳定——基于珠三角农村的经验调查

富人治村作为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即富人治村产生于村庄秩序难以维持的结构性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回馈性特点.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村庄强社会关联与充裕的集体经济共同维护富人治村的公共性,避免了村庄治理的异化.富人治村通过精英整合、组织结构整合与党员激活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型塑了基层秩序稳定与村庄政治融合.珠三角地区的回馈型富人治村对于理解基层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治理性发展:政府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从政府和集体的关系来看,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从政府推动农民发展农业集体经济,到政府扶持村级集体发展工业集体经济,再到政府弱化了对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扶持。目前,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新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那些缺乏自主发展能力又缺乏发展动力的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有力推动。然而,近年来基层政府和村两委的社会治理职能同步强化,而其经济发展职能和发展权也已同步弱化。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如何才能帮助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振兴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地处大城市郊区的P村的调研发现,在基层治理体系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政府通过村级治理任务的安排和治理项目在村域的投放,能够有效地推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或许正在走出一条通过治理来实现发展的治理性发展之路。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村庄有效治理——以烟台市W村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具备经济职能,还具有一定的治理职能。山东烟台市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组织化平台和治理有效的抓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通过治理目标的融合、治理结构的互嵌和治理技术的统合,合作社嵌入村级组织,实现村集体再造。合作社与村集体的互嵌形成了以集体治权为依托的村庄治理样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集体治权,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通过“统分结合”的治理机制实现村集体对村庄的治理有效。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使得集体治权复归,再造村集体和重塑村级组织与村民互动关系,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以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分析对象

从总体性治理到综合治理是建国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基本脉络,也是转型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革的主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透视转型中国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最佳窗口。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经验来看,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成长是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同时,国家治理方式的演变也为社会成长创造了更有效的政治空间。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就是如何在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构建与成熟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弥散型国家治理模式。     

"后农业税时代"村级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的村级治理在村级组织的日常运转、村干部职能的转换、干群关系和村民的参与意识方面都面临着严峻挑战。直面挑战,国家应该在为农村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理顺乡村关系,限制公权过大,激发农民的民主意识,从而促进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困境与动力: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构建——以成都市村民议事会制度为例

村民议事会制度作为成都市探索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重要尝试,在实践中已取得显著成效,而外部动力缺乏持续性、内部动力资源不足成为了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面临的重要困境。当前,只有将起保障作用的外部动力和处于基础地位的内部动力有效地协调统一起来,才能促使新型村级治理机制落地生根、成为新常态,进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与投机型经纪

村级政治运转的派性逻辑是乡村治理低效的根源。“向内人情”催生“派性逻辑”,村级政治陷入宗族派系掌控之中。为此展开的复杂化制度安排却束缚了治理活力,造成“制度过载”格局。村庄官僚通过“策略规避”逃脱制度制约,继续依据“向内人情”机制为“自己人”服务。向内人情→派性逻辑→制度过载→策略规避的循环系统构造了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体系。村级政治派性逻辑的一个社会后果便是产生了“投机型经纪”这一新经纪类型,“投机型经纪”又反过来成为派性逻辑的制造者和推行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抑制与消灭“投机型经纪”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