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质概念的几个问题——与孙显元同志商榷

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刊登了孙显元同志的《论物质和物质形态》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孙文”对我去年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见《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试论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一文,以下简称《统一体》)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统一体》一文的中心论点是:物质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或者说,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孙文”对这一论     

朱元璋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陈高华同志商榷

陈高华同志发表在《学术月刊》1980年4月号上的《论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该文就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及其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表现,作出了新的估价。我同意陈文的部分观点,而另一些,则有加以商兑的必要。     

按劳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同蒋一苇同志商榷

读了蒋一苇同志今年3月21日在《工人日报》发表的《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和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两篇文章,我们有一些想法。蒋一苇同志提出的关于工资福利问题的设想和具体办法,很有现实意义,是值得考虑的。他主张首先应当解决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大平均主义,也很有见地,颇受启发。但是对于文章所涉及的按劳分配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却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以就教于蒋一苇同志,并同其他有兴趣的同志一起研讨。     

关于鲁迅美学思想的几个问题——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在对鲁迅的全面研究中,关于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是最薄弱的一环。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较前有了增加,人们对鲁迅美学思想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为了前进,相互切磋是必要的。近日读了刘再复同志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觉得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理解,不够切当。本文且就下列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关于都江堰历史的几个问题——与喻权域同志商榷

“都江堰这个伟大水利工程并非李冰修建”,是喻权域同志在《都江堰古史新论》一文中提出来的“新论”(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三期)。他的理由是:都江堰的关键工程宝瓶口和沱江,不是李冰开凿的,而是在“李冰之前就有的”,这才是都江堰“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关于这一切,早已在许多古史资料中得到了证明。然而,根据这些古史资料,究竟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同喻权域有不同看法,特提出商榷。     

关于窦建德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马驰同志商榷

窦建德是隋末唐初的重要人物之一,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史学界的正确评价。1980年,马驰同志发表《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一文,对窦建德提出了新看法。然以笔者浅见,马驰同志的评价仍失之于偏,很有商榷的必要。     

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几个问题——与江海文同志商榷

《江海学刊》1961年第3期发表的江海文同志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一文,提出了上层建筑的质和量的概念,文章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主要表现在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而性质上的适应则是主要的。当上层建筑在性质上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时候,在数量上也就不能适应。”从这样的命题出发,它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我认为,其中一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与黄逸峰、姜铎同志商榷

读了黄逸峰和姜铎同志的“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一文后,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商榷,并求指正。一探讨洋务运动,首先要研究一下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运动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时威胁着清朝反动统治的是什么?只有正确地分析这一个问题后,才能对一系列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黄、姜二位同志认为: “当时两国(指中国和日本)同样遭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这两个运动,也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发生的。”“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订立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强迫日本订立了神奈川条约、安政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同样包括着开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与刘放桐同志商榷

刘放桐同志在题为《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具体评价的标准”问题。最主要的是:究竟怎样具体分析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阶级属性;究竟怎样具体估计现代西方哲学在理论上的是非功过;如何具体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尽管刘放桐同志说的是具体评价的标准问题,实际上提出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一个带有根本原则性的方法论问题。本文拟就这三个方面商讨,求正于刘放桐同志和其他研究者。     

企业自主权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与项裕太同志商榷

项裕太同志在《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3期发表的《企业的自主权益及其客观依据》一文,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企业自主权益问题,就其重要性和实质,作了理论上的探讨,这是很有意义的。作者试图从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和所有制关系,来论证企业自主权益的必要和实质,这个基本思想我们是同意的;同时,作者从企业自主权益问题出发,提出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必须重视对企业理论的研究,这     

也谈现代自然科学的几个认识论问题——与赖金良同志商榷

赖金良同志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的若干认识论问题》一文(见《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赖文”)中,就现代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为了吸取现代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不妨也就赖文所提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现代自然科学并未证明存在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赖文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现代信息论,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了一个所谓“很麻烦的问题”:信息的最大传递速度只能是光速,而闵可夫斯基空间光锥是互相交错而又总     

略论农民起义领袖天命思想的几个问题——与沈定平同志商榷

关于农民起义领袖天命思想问题,学术界存在种种不同看法。沈定平同志在《学术研究》先后发表过两篇有关农民起义领袖天命思想问题的著述①,其中就有不少论点很值得进一步讨论。这种讨论是会有益处的。因此,我们提出几个问题,就教于沈定平同志和学术界的同志们。     

关于苏轼“轶诗”的几个问题——与李门同志商榷

《中州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发表了李门同志《平都天下古名山》一文(以下简称李文,下边凡引用该文,不再加注),向读者介绍了宋代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轶诗”。但仔细读过之后,觉得有不少失实之处,特此提出商兑。     

关于认识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与皖春同志商榷

皖春同志在《安徽日报》上回答一个读者的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人在认识过程中,必然要犯错误;错误必然有两极;两极必然要转化;因此人的认识通过“左”右摇摆而达到正确,是客观规律。这个论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为了答复反对者的批评,皖春同志又写了—篇文章,题为《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在这篇文章中,皖春同志不仅肯定了原来的论点,而且还补充了一些新的论点,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再谈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问题——和时鸣、康初文同志商榷

在关于“桌子的哲学”的讨论中,我们和若水同志所讨论的是观念的来源问题,即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的问题,桌子的观念是否来源于桌子的生产实践,在第一张具体桌子的生产实践以前能否形成桌子的观念。我们和黄林同志所讨论的是观念的作用问题,怎样理解人的自觉能动性和物质——精神——物质的公式等问题。把我们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即离开社会实践及其发展过程来谈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不是陷入唯心主义,就是陷入形而上学。读了时鸣、康初文等同志的文章后,感到仍有必要再谈谈如何正确地理解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问题,社会实践在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的问题。     

也谈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与周维衍同志商榷

开展有关台湾历史地理的研究,对于阐明古代大陆与台湾人民间的悠久、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发表的周维衍同志《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这方面作了可喜的开端。该文着重介绍了国内较少看到的明代台湾历史重要资料陈第《东番记》全文,并指出台湾一名是由“大员”转化而来,而“大员”可能起源于“土著番族的称谓”,这些都和今日通行的说法相一致。不过在关于台湾古代名称和若干地名的考订方面,还有不少难以同意之处,不揣浅陋,提出下面几点与作者商榷。     

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命题的原意——与张江明同志商榷

张江明同志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和探索,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不但是一部关于哲学认识论的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哲学唯物论的著作。他断定,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它既是哲学的认识论,又是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如果只是局限于认识论,这是不全面的,并且对它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见张著《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一书第二页。以下简称该书为《重大发展》,凡引用该书只注页码)张江明同志还把这种看法提到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高度,并把这种观点写进了一九七四年广东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部分》,作为高等院校的哲学教材。今年,这个观点又写进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考材料》(见该书第七六至七七页),而这本书是标明为干部“理论学习参考读物”的。张江明同志尽管谦虚地说明他的这些论点是“作为抛砖引玉”,是为了“共同商榷”,但由于上面所提到的传播这一观点的渠道不同寻常,影响颇为深广,这就很有必要通过自由讨论,以达到对毛泽东同志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一光辉著作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如实地阐明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一命题的原意。     

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几个问题——与王仁湘同志商榷

王仁湘同志的《楚鄢敝都访古》一文(见《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以下简称“王文”),引用了不少有关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材料,对这一遗址作了新的剖析与描述,并得出结论说,楚皇城遗址无疑是楚鄢都、汉宜城县。随后我们又看到《考古》杂志今年第二期登载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以下简称《勘察简报》)和《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以下简称《楚皇城墓》),也都是王仁湘同志领衔执笔的。我们曾和王仁湘同志等一道参加了楚皇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对于他引证的某     

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与何新同志商榷

看了《学术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觉得有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在仅就其中有关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向何新同志请教。一、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究竟是从谁开始的? “形而上学”一词,由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字转为哲学名词,本来指的是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从黑格尔开始,在这一涵义之外,又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这是哲学史上的常识。但是何新同志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形而上学看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他举出了黑格尔的两句话,认为其中的“形而上学”指的是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其实,这样的话何止两句?还可以举出许多     

关于国民经济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的几个问题——与宋泽同志商榷

关于国民经济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武汉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正在展开讨论.为了有助于讨论的开展,我们在本刊1959年第6期上发表了尹世杰同志的文章:"国民经济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的关系",在8期上发表了宋泽同志的文章:"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问题".这一期我们又发表了尹、宋二同志的两篇文章(尹世杰同志的文章原有三部分,其中第二部份"按比例是否为高速度发展的手段问题"发表前我们略去了).我们发表这两篇文章的目的也还是为了让大家讨论.希望大家抓住本质的问题,进一步深入的开展这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