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天道与人道依据

儒家吸取法家、道家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主从(经权)式的“独尊儒术”模式,并给出了天道与人道依据:“一而不二”、阳主阴辅、德尊刑卑是其天道依据,人性质朴论与义利两有、独尊仁义的义利观是其人道依据。董仲舒对天道与人道依据充分完备的说理论证,为“独尊儒术”最终走上历史舞台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解

汉武帚“罢黜国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活想,在学术界问宋褒贬不一。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赛制主义政策,它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当时学术界趋于冷清,出现“一花独开,百花凋零”的局面,由此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分点的学术窒息、思想消沉的状况。并实,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的。故本人不揣钱陋,撰文对此问题作一论述,以就教于方家。首先,汉武帝提出”罢黜国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只是说不为儒家之外的真他学派设在赛门傅立宫,并非要禁止选子国家在思想学说在社会上的流传,这点从《议书二兰文志》的开宗明文篇中即可喜…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的对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纪·赞》又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辨——兼谈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

关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几种说法虽然时间相差不远,但关系到能否定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的问题。本文对几种说法的形成过程、真伪所在,进行了考辨和分析,同意并证明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之说。在这之前,汉武帝在卫绾等人的协助下,已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作者认为,董仲舒不应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老的勋章,也不该戴罪魁的帽子。     

文化霸权与独尊儒术

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与"独尊儒术"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在内涵上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而流行于当代西方的文化霸权理论与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理论亦有本质上的区别.文章主要讨论了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与"独尊儒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形成的机理.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五德嬗代与儒术独尊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的规律决定了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和制度的改变。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仁政、德治相标榜的儒家学说取代了黄老思想,确定了汉当为土德,土德论最终战胜了水德论。这样,终于将王朝更替纳入到五德相胜的完美次序之中。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见于《资治通鉴》,其语意当由《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中化出。近代往往望文生义,以先入为主的态度据此推论汉武帝时候的历史,得到的结论不符史实,因之对儒家的评价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罢黜百家”,有当时特殊的指谓和政治动机,“独尊儒术”在当初也有具体所指。儒家成为武帝以后中华的主流思想主要源于其内在的价值,它的振兴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当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尚处于娘胎之中而未呱呱坠地之时,诗学文论领域儒家的主流和领导地位就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而"被"奠定,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行霸两千余年。"独尊"局面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政治思想的推动,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其中,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桓谭、班固、王充等人的文章创作思想,对儒家诗学文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管怀伦《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６斯发表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下称孙文）一文，一扫学界陈言，令人耳目一新，且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我祝贺孙景坛同志取得的成果，但对其主要...     

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互动关系

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对不同时期科举考试产生、发展的轨迹和独尊儒术封建文化演变过程的描述为经,以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相关制度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内在关联的考察为纬,展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就是科举制度渊源并植根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土壤,而料举制度的发展变化,又对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发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考辨——与陈新业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早应是由董仲舒提出来的,而非如陈新业先生在《中国史研究》撰文所认为的“‘罢黜百家’最早语出卫绾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考论

学术界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通常存在两种视角:一是在对该段历史进行梗概性叙述时把它当作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二是在对该事件进行历史还原时把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事件,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有所记录,但最先对这个过程进行详细整理记载和历史总结的却是班固。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究竟经历几个阶段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每一个阶段中所贯穿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权谋更是较少系统关注。笔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过程不仅是由八个形态各异的重大事件构成,而且充满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与波谲云诡的政治权谋。     

宋代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关系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时期武将权重而导致皇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 ,为重振伦常纲纪 ,强化集权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扬文的政策 ,其核心便是重文教科举 ,尊封建儒术。此间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将科考内容的革新 ,密切科举考试与儒学经义、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仅促进了入仕学子们对儒家经典做深一步的阐释 ,使绵延千余年的儒学得以弘扬光大 ,客观上也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内涵和结构关系,不仅成为礼法体系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而且塑造礼法的精神特质与相互关系。因此,秦汉时代法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官僚体制有效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维护宗法乡土社会秩序的要求。汉代循吏施政执法的风格,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协调法律与礼俗的桥梁或表示。秦汉时代法制变迁,不仅是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多事实的回应,而且也是各种因素长期“磨合”的结果。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当下引起广泛争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通行的说法与史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它绝不仅仅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阶段,并且即便是在当时,董仲舒在促成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称不上是最显著的.这个提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关,其中多有非关学术的因素.此种现象对于学术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于汉成之世考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堪称汉代经学文化的标志性术语,以往人们往往将它视为汉武帝的"专利".本文借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选举制度、郊祀制度和博士制度三个角度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得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汉成之世的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