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思维:以"和"为归

中国传统音乐既有以"悟"为代表的审美直觉思维方式,又有以"和"为代表的审美辩证思维方式,正是这两种思维方式的交相辉映、融会贯通,使中国传统音乐思维具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在中国传统音乐学范畴中,"和"无疑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它不仅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特殊作用,甚至还构成了一种中国传统音乐的精神与思维方式.     

生命的世俗沦陷--"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析疑

在20世纪末中国,"第三代"诗歌意味着一场世俗化的诗歌革命.它们集体地认同于后现代的写作策略,结束了神圣诗歌的时期.的确,"第三代"诗歌使诗回到了大众生活.而且,诗歌比以往更自由了.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的弱力与苍白.因此,以血、以心的诗歌写作是中国人在新世纪对于他们的期待.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五篇】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

先秦两汉时代 ,是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最为紧密的时代 ,《尚书》中说 :“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可知 ,那时候的诗歌与音乐几乎不分 ,正所谓“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由此而言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但以往我们对这一现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下面 ,简单讲两点看法。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 ,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 :“《风》 ,风 (讽 )…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孔子诗论》的敬德思想及评诗主张

<孔子诗论>分别评论了<诗经> "风"、"雅"、"颂"中的一些诗歌.尤其是对<周颂>诸篇的评论,显示了孔子对周先王之德的重视,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敬德、天命等思想,这些思想源自西周而又与西周有所不同.由以德论诗出发,孔子所说的"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表明他对诗歌、音乐教化作用的重视.     

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艺术来源

贺敬之虽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诗体形式,但只有楼梯式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这种艺术体式虽然有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因素,但主要来自于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法国以阿波里奈尔为代表的绘画流派,三种艺术资源共同构成了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观感的艺术"、"吟唱的艺术"和"力感的艺术"的特征,并以此成为其诗歌艺术的生命之源.本文主要从贺敬之楼梯式诗歌的艺术来源的角度讨论其构成要件,并对其艺术构成中的种种中外因素作出分辨与评价,以期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未来发展有所启示.     

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

诗歌音乐性和音乐美是一对经常缠绕的诗学话题.在澄清基本概念诗歌、歌诗与歌词的前提下,本文对诗歌的音乐性和音乐美进行必要的区分,并为当下中国诗歌的音乐性创作类型进行归纳,探讨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之间的可能关系.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美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富贵气:唐宋词与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富贵气”是唐宋词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音乐文艺的词体性质决定了唐宋词有别于诗特别是唐诗的富贵面貌。词的富丽的艺术气质与词人多出身尊贵有极大关系 ,在内容笔调、抒情笔调和语言面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 ,唐宋词在“富贵气”上表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 ,成为唐宋词区别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上博楚竹书中的"诗论"文献及范型

根据上海博物馆公布的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 ,可以发现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的内容和形态 ,这对于比勘传世文献 ,研究经学史上诸如版本、异文以及相关诗学批评形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相关数据库的支持下 ,结合有关古文字古文献 ,对比考释“战国楚竹书”中的《诗》篇和“孔子诗论”材料 ,可以部分呈现中国现存最早的诗学形态和后世批评模式的深层结构     

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

本文参稽《乐府诗集》等著作,在总体观照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观点,上窥先秦,下连宋明,对以乐传诗的过程做了历史的分期;并以两汉到南朝这一时期为重点,论述了乐府诗在传播过程的演变,使用的乐调的性质及前人关于音乐对乐府流布的作用的理论概括;论述了乐府官署发挥的传播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以及产生的传播效应,从而寻绎并解释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诗以音乐为介质进行传播的颇具特色的规律。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从《齐物论》看“天籁”的原初意义

在古、今汉语中,“天籁”一词都很常见。人们或用以指称自然界和谐美妙的声响,或用以形容来自于人的悦耳动听的声音、音乐或自然天成的文学作品,用法和意义都很明晰、确定。但若追根溯源,即把“天籁”一词放回其所出自的文本《庄子·齐物论》中,则会发现,其原初的意义和后来的应用义之间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的“新民乐”

作为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一种新音乐形式,中国"新民乐"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某种客观规律,其是非曲直应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讨论和探究.中国"新民乐"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应注意对本民族文化信息的传递,符合民族文化发展的长远利益."新民乐"的发展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及文化界和音乐理论界的关注与指导.     

"五行配五"的文化含义及其科学价值

“五行配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与精髓,“五行配五”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科学价值已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天文、历法、人的思维模式、礼数、医学、音乐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并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     

从“原生态唱法”看高校专业声乐教学

"原生态唱法"正日渐成为中国当代乐坛上的一支强劲之旅,其主体多为少数民族,不但展现了中华民族声乐艺术的根源纯美和多姿多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发生、发展规律.高校专业音乐教育工作者只有立足于艺术的本真,转变观念,主动适应并融会于这一艺术潮流,在学术的流变过程中永葆活力,才能更好地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家园"的重构与突围(上)——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一

彝族现代诗派萌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型于八十年代中期并一直活跃于今天,它以其重返彝族传统文化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整体性的彝族现代诗歌家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在此建构的进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困惑、焦虑以至于毁灭的冲动。彝族现代诗派的写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水平,同时也与汉语新诗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反叛、承继及重建的关系。     

西周《大武》乐章演变新考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康王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规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古籍中关于《大武》的表述,以新的视角考论《大武》在西周初的发展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