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鹤声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

郑鹤声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陈尚胜郑鹤声教授学术研究的领域很广，除中西交通史外，诸如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文献学、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亚洲史等，都有精深的造诣，并取得了很多成就。先生字萼荪，浙江诸暨人，生于１９０１年５月...     

郑鹤声与《史记》研究

郑鹤声是我国20世纪一位史学大家。他深受柳诒?的影响,治学严谨扎实,在许多史学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史记》研究是他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成就卓著,具有三方面特点:注重"会通","不固执一说",重视史料。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郑鹤声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

郑鹤声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综论此时期的史学,考察此时期的史注与史评,分析众家已佚《后汉书》的流传与辑佚情况,体现了他方法上以考据为主、理论上积极借鉴西方的治学风格,其相关论著所涉范围甚广,见解宏通精深,值得后人珍视。     

李德征教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李德征教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李德征教授,山东章丘人。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５７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６１年师从陈旭麓、夏东元、钱实甫先生,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历史研究所,１９７２年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系主任,获得过“山东大学优秀教师”、...     

徐绪典教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正> 山东大学历史系徐绪典教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尤长于义和团运动史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徐先生生于1916年,河北天津人。自幼生活在北京,喜爱英语、数学和文史,先后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理科班和文科班、燕京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是位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才思敏捷、英文和文史成绩俱佳的优等生。1940年7月,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学士学位,同时取得美国纽约大学文学学士文凭。同年9月,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担任馆员,饱览了大量的文献档案,为以后的教学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45年起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天津京都大学、齐鲁大学任教,主讲过中国语文、英文、西洋史、先秦史、隋唐史、目录学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1951年9月调山大历史系,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和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山东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现任山东大学九三学社主委、中国圆明园学术研究会理事等职。     

全球化与民族性:郑鹤声史学精神探析

郑鹤声先生的史学论著向以史料充分而见长,同时还表现出超前的全球化视野和浓郁的民族情怀。以16世纪为近代史开端的《中国近世史》,从国际贸易、外币流入与金融安全、外来宗教传播与内政安全、西学传入与科学民主思想传播等层面阐述了全球化对于中国近三百年历史之影响;他坚信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所肩负的重要责任,故明清时期对外关系史、中国史学史和文献学以及清朝边疆民族史,也构成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     

“我以著述献中华”——深切怀念恩师郑鹤声教授

<正> 郑鹤声先生与世长辞了.但他的丰硕的著述,将与世长存.郑先生是一位早有成就的学者.早在学生时代,上海中华书局于1924年就出版了他的《汉隋间之史学》.1928年,即他27岁之时,商务印书馆就为他专门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他撰著的《中国史学史》、《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亚洲诸国史汇目》、《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袁枢年谱》等著作.     

中国近代史研究

<正>对于三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情况来讲,可谓是成果众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首先是传统研究领域的老树新花,不管是在传统的思想文化史,或是在政治和制度史,或是在中外关系史（外交史）,乃至一些新兴的研究领域如技术史、概念史、阅读史、环境史、动物史等,过去三年都出现了众多的精彩研究成果。想要在短短篇幅内对这些多种多样的成果进行面面俱到的绍介、回顾和评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很可能也是不完全必要的事情———已经有许多先行的以期刊论文为主的研究回顾。所以以下仅就笔者眼见所及,以专书为主,对这三年研究情况做一个简略评价。     

中国近代史和爱国主义

这次由学潮引发的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虽然已经平息,但这血与火的教训,不能不使我们进行深刻地反思。为什么在历时五十多天的政治风波里,会有那么多的大学生被卷入这场学潮、动乱中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上街声援?我感到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缺乏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致使许多人在理论上不懂得什么是爱国主义,在实践上不懂得今天应该怎样做才是真正的爱国。这次动乱的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     

陈胜粦教授谈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突破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引向深入?或者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突破?显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最近也带着这一问题,访问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导师陈胜粦教授。也许是对这一问题素有思考,陈教授一待我们坐定,便侃侃而谈。他说,从解放以来的情况看,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专题都展开了研究,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余英时教授访谈录

赵晓明（人文学者。以下简称“赵”）：义和团是导致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具体原因：而仇外心理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中国民间普遍的仇外心理是必然产生的吗？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余英时教授访谈录

一、关于仇外心理 赵晓明(人文学者.以下简称"赵"):义和团是导致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具体原因;而仇外心理是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中国民间普遍的仇外心理是必然产生的吗?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中国人既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又将它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科学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取得了诸多成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     

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忧思录

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忧思录苏全有（河南师大历史系）建国以来的四十多年里，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与此相对应的，我们也应该看到，突出的成绩背后又潜存着令人忧心的现象。一、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史...     

中国近代史研究50年

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1949—1965年的走向繁荣阶段,1966～1976年的扭曲和停滞阶段,1977年以来的复兴、开拓和繁荣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主体的研究体系。在第二阶段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儒法斗争”史几乎代替了整个近代史,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处于基本停滞和严重扭曲的状态。在第三阶段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学科创新,发展和开拓了文化史、社会史、早期现代化（近代化）和区域史的研究,呈现出整体性研究、中外融合、多学科交叉和反思创新的趋向。今后学术研究的取向,应按照本身的发展逻辑循序渐进,弥补以往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并根据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开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研究领域。     

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毛泽东的许多理论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作了完整的回顾和总结,并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和建国后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理论依据,使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学研究。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理论方法和思想认识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某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不尽科学,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顾和总结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化和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无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论概述与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发展线索及分期问题的讨论 旧史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或沿用传统的治史方法,或袭用西方的一些治史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展有关史料收集、考订或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工作,并从3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蒋廷(?)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

<正> 伴随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革也势在必行。如何改革呢?史学界目前的看法和主张尚不一致,但有不少同志(青年人居多)提出,要在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我赞成这种意见。下面谈谈我的看法。第一,努力搞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史的研究。抓好经济史研究是进行突破的基础工作;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就能站到突破的至高方位,掌握其制高点, 刚跨入八十年代,老史学家刘大年曾撰写了一篇史论文章,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回答说:“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其理由有     

学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在讲到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提出,要在广大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和青年中,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这一指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曾把认真学习历史知识作为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他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在论述党的建设问题时,又把对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深刻了解,作为衡量我们党的成熟程度和干部、党员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著名报告中,把不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作为一种极坏的作风。他指出:“不论是近百     

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金毓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探索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实际上,他不遗余力地整理近代史资料,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力倡导民国史研究,成为此领域的开拓者;对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进行探索,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建国后以高度热忱为近代史研究机构的建设献计献策.作为传统学人,金毓黻先生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理念和实践,对于今天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