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文人歌诗传统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启示

词乐配合是汉语歌曲音声系统的内在要求,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汉语的美感与创造力,造就华语歌曲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的审美体验。这种文学与音乐、民间与精英的交融表现在古代歌诗里是文人歌诗创作,表现在近代以来的流行音乐中就是"作者型流行音乐"的实践。对于当下的中国流行音乐来说,与其到西方音乐传统中去寻找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不如从我们的歌诗传统中寻找经验和灵感。流行音乐回归歌诗传统,是为了发现它与当下语境产生回响的可能,并在这种回响之中找到属于中国本土的能够绵延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动力。     

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

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王室、贵族以及文人阶层高涨的歌诗艺术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全面发展。胡人艺术家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胡乐则以其强劲的活力左右着歌诗艺术消费市场,入隋以后,南北艺人共同完成了华夏正声和胡夷之乐的融汇,开创出歌诗艺术发展的新局面,不仅使歌诗艺术的创作与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也构成了唐代歌诗发展兴盛的一个新起点。     

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

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在汉代就已产生了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相和曲、横吹曲和杂曲歌,同时还出现了以讲说和唱诵故事为主的俗赋,以及将歌、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表演故事的歌舞艺术雏形。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歌诗,正是汉代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歌诗或歌咏正史中史实,或敷衍民间故事,或为前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诗的改写,均为历史题材,具有一定的情节,并与音乐或歌舞密切相关。其所歌咏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成为后来说唱文学的常见题材;其集故事性与表演性为一体的特点,也被后者所继承。因此,西晋故事体歌诗不仅对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对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白居易“歌诗”音乐美学思想探微

白居易重视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歌诗”的理念,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随处可见此种理性操守的映象和轨迹.所谓“歌诗”,既不同于后人提出的“声诗”,又不同于所谓的“涉乐诗”,有着独特的品性和自足的内涵.从接受美学史的角度着眼,白居易觉察到,“音韵优美,便于歌诵”的“歌诗”不同于只是诉诸语言文字而仅供阅读的诗作,“歌诗”更宜于传播.白诗浅俗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执著追求音乐性有关.白氏的“歌诗”思想,既有音乐美学的高度,又有艺术实践的可操作性.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唐歌伎与歌诗创作

唐代不少诗都是为歌诗传唱而作,而歌诗本就是一门涉及到声、舞、乐、容的综合艺术,其演唱者(歌伎)对歌诗的创作及传唱皆有较大的作用,从创作题材到作品风格及其声律,歌诗创作都深受其影响。     

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

在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基本方式,那就是自娱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自娱式消费、寄食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特权式消费、卖艺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平民式消费。三种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各有其特点,并在中国古代歌诗发展史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三种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歌诗艺术向前发展。研究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问题,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史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宋书&#183;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及其原因

沈约《宋书·乐志》在乐府诗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改变《汉书·礼乐志》只记载雅乐正声的做法,首次将俗乐歌诗引入官修乐志,这是乐志文本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歌诗依据雅化程度分为四个层次:仪式雅乐,相和歌、杂舞与鼓吹铙歌,吴歌杂曲,西曲。"援俗入雅"主要指第二、三层次而言,尤以第三层次最为突出。《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与乐志传统、音乐发展、政治格局、哲学思潮、地域文化、家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六朝文人故事诗演性考述

六朝时期文人袭用乐府旧调、衍叙其本事的故事诗作，是六朝时期歌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此时期故事诗文本的传承、结构、内容的解析和作者本身的考索中，此类诗歌的演唱性已渐清晰。情节和音乐的合雅，最终使文人借故事诗的演唱形成了上流社会的共娱化倾向。     

从“以舞表情”到“借诗言志”——论舞蹈与先秦歌诗的发展

远古时期歌乐舞三者密不可分,混合为一。在这种混合艺术中,舞蹈是其核心,歌诗依附于舞蹈而存在,是舞蹈的伴奏和节拍。在舞蹈的影响下,歌诗的功用在声而不在意,且在内容和艺术上呈现出"浅薄而粗野"的特点。歌诗的这种存在状态及特点,使其不具有独立传播的价值,因此在后代的典籍中,很难发现远古歌诗的踪影。至周,礼乐文化兴盛,歌诗成为时人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此时歌诗方摆脱舞蹈的束缚,得以进入自身的发展轨道,并快速地走向繁荣。     

异国风情 神韵天籁——略论唐代异域歌诗

唐代是一个重诗歌、重艺术的时代,音乐、舞蹈、诗歌空前繁荣;而唐代又是开放的社会,不仅各民族相互学习,而且对外交流也很频繁.这样,具有异国情调的胡乐进入中原,于是乎异域歌诗在在唐代尽显其神韵,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而且大大促进了大唐和西域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评介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一种《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它以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为底本。附以姚文燮:昌谷集注和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另外根据各本文字做了校勘。此书对于研究李贺的歌诗是一种比较实用的版本。关于李贺的诗,颇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是现实主义诗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唯美主义诗人。有人肯定他在诗史上的贡献,也有人认为他是反现实主义的。其实,李贺的诗自有其独创的艺术成就。他虽不如李、杜、元、白那样享盛名,但在中国诗史上,却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典型。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赋诗”辨微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和“赋诗”在形式、原则和功用上有很大区别,“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诵诗”和“赋诗”在“断章取义”的用诗原则下使用得相当灵活。     

幻觉思维：李贺歌诗探秘

幻觉思维：李贺歌诗探秘林继中（漳州师范学院）杜牧《李长吉歌诗序》称李贺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只要“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自此，李贺诗“少理”几成定论。然而，李贺自有李贺的理，不在君臣理乱，不在美刺怨怼，而在生与死的美学沉思...     

歌诗必类的观念与乐府的不合不类

同一歌题的古乐府与拟乐府的内容没有限定,歌题与内容不合不类是常见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产生不合不类现象的原因是只限延用旧曲旋律,不限歌辞内容。然而乐府歌辞内容的不合不类在先秦雅乐中就已经存在,歌诗必类就是要求歌辞内容的相合相类,但实际上歌诗不类是常见现象。乐府能够接受不合不类就是因为先秦雅乐已经存在歌诗不类的普遍现象。     

论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建设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全民生活意志旺盛、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各种条件的满足使唐代文人的出游热情高涨 ,并写出大量诗赋文章。唐文人对旅游文化的建设 ,在不同阶段其具体内容亦有所不同 :唐前期主要表现为游山玩水 ,欣赏名胜古迹 ;而唐后期则多以被贬谪的文人对边远地区旅游文化的开发建设为主。在我国旅游建设史上 ,唐代文人对旅游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典丽到风骨:初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初唐前期 ,以元老重臣为主的宫廷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形成了典丽的接受形态。初唐后期 ,以中下层士人为主的普通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相对偏激 ,其中四杰比较重视政教 ,陈子昂则比较重视风骨     

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

元好问《续夷坚志》 ,以“小说存史” ,记叙文人行踪的故事 ,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     

论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

金代文人的涉宋创作包括官方文书、文人杂著、诗词创作三类 ,各具特色 ,数量不多 ,却弥足珍贵 ,从中可以看出金代文人对南宋的不同态度 ,恰好与南宋文人对金的态度形成对照 ,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思考宋金之间的有关问题。涉宋创作的风格受宋金对立的影响 ,而独具特色 ,即随着作者对宋态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