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试验性立法的“试错”及其适用限度——基于卡尔·波普尔试错理论的分析

改革的路径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并从试错实践中获得真知。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妥善处理改革的深刻变动性与法律稳定性的关系,首先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结合。试验性立法是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别授权的一种立法活动,是改革试错理念在立法实践探索中的具体呈现与实际应用。试验性立法必须遵循改革试错的运行逻辑,并深刻体现立法试验探索性的科学思维。卡尔·波普尔的试错理论是针对问题,并源于特定需要的探索与尝试理论,具有较强的改革实践借鉴意义。试错理论是与试验性立法的实践品格及核心意涵衔接度更为紧密的一种理论依据,能够佐证试验性立法的合理性及其试错过程的正当性。试验性立法的“试错”具有法定的适用限度,需要在试错理论视野下去认知、理解与把握。     

死刑的各国立法、司法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死刑,乃是最严厉之刑罚方法,有着远久的历史渊源与漫长的演进过程.在多方面原因催化下,死刑正面临着被废除的前景,而这一废除的整体趋势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时至今日,全球废除死刑之国家已过大半,而各种国际公约的签订及国际人权组织的推动,让死刑的彻底废除变得更为现实.以实际资料为依据,较为详细地整理死刑的各国立法、司法实践,进而对我国死刑废除作理性展望,以期对此议题的深入探讨有所裨益.     

民国时期先买习惯、立法与司法实践

民国时期先买习惯已经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民间社会,对于这样一种产生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条件下的习惯,民国时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之需要。     

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预防和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逐步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实践经历了四个具有显著特点的阶段,即“三反”“五反”运动阶段,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阶段,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重视制度建设阶段和重视预防、源头治腐阶段,司法逐步成熟。进入新的世纪,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行贿受贿犯罪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宋代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宋代是中国法律文明发展史上成就辉煌的时代,这一成就突出表现为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创新和进步。立法技术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各级政府部门注意编录散敕,为修立法典提供资料准备、修律中分门别类编纂,追求文字言简意赅,法条增刪严密;保留、创立诸多辅助法典、增设部门法和地区法、立法中注意广泛听取多方意见等方面。司法技术的进步更为显著,如司法侦查手段的丰富、司法检验技术的提升、司法审判中对证据的搜集和运用等。这些方面无不体现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宋代司法官员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注重法律适应性,注重创立、总结科学理性的法律技术,从而有利于保证法律的完善和司法审判的公正严明,反映了宋代法律文明所达到的新高度。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     

论我国税收授权立法司法监督制度的建立

司法审查是税收授权立法领域应着力加强的一项监督制度。税收授权立法的司法审查应以违宪审查为核心,包括违宪审查、违法审查两个层次,实质审查和程序审查两个方面。我国应尽快建立起对税收授权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要以保护纳税人基本权利为目的的诉讼制度为主要途径。     

民间规则作为司法裁判的渊源——一个司法中心的立场

由于受立法中心传统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法官的裁判渊源局限于国家法。而在司法实践中民间规则作为裁判渊源,已被广泛运用。因此,要承认民间规则的法源地位,研究立场必须从立法中心向司法中心转换,必须从法官裁判的可接受性理解民间规则的司法化。     

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现状及制度构想

以典型案例作引子,阐明了公司司法解散的理由.针对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提出了确立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构想.     

美国保护技术措施的司法实践和立法评介

技术措施是高科技时代版权人为保护作品版权而采用的技术手段。随着规进技术措施现象的出现,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也成为版权法的研究课题。美国十余年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必须既保护技术措施,又防止版权人过份扩张权利,造成技术垄断。美国的最近立法成果——“数字千年版权法”规定了禁止规避访问控制措施的原则和诸多例外情形,同时对用于规避技术措施的产品和技术予以限制,较好地在版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维持了利益平衡。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文章认为《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释等同于立法解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学界当下的关注点不应再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存疑，而应将重心放在如何合法行使司法解释权上。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危机--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当下中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已非常明显,由《婚姻法解释(三)》引发的争议即可见司法解释在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解释权力依据的不统一、解释权限的不明晰、法律解释方法的恣用等.要解决司法解释陷入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在立法上首先统一司法解释权的权力来源,并在立法中规范权力行使的界限和程序,将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具体个案围绕法律文本的适用过程中,最后在行使司法解释权时应围绕解释的目的慎用法律解释方法,在坚持“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首选语义解释,对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采纳必须负担论证义务,由此才能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

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均是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所倡导和追求的重要目标,二者都有着重大价值。从分析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的价值入手,阐明了二者在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同时由于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同,二者又存在一定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并针对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二者价值的实现,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绑架罪的理论争议与司法认定

绑架罪（俗称绑票，又称掳人勒赎）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它不仅直接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甚至危及生命安全，而且对他人的财产权利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绑采罪无论是在刑事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诸多争论和问题。通过对其中一些问题的探讨，以加深对绑架罪的认识。     

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作为社会主要民事主体之一的公司中法律问题不断涌现,许多公司法律关系亟待司法介入。虽然我国修改后的《公司法》对司法介入公司事务作出了相应规定,但这些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制度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有鉴于此,对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现状从立法、司法、实践层面上予以剖析,从学理上阐述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种种困境,结合中外公司法的实践经验探讨走出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困境的有效路径,并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我国海外投资监管立法与实践研究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进行海外投资监管以更好地控制和规避风险,成为当前立法的一项重要工作。分析我国海外投资监管立法及其实践的现状,研究现有的立法资源,结合实践中具有典型性的案例,指出其中存在的立法体系不合理、内容繁杂滞后、立法位阶低、执行不力、事后监管缺位等问题。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借鉴国际经验,在立法与实践的相关方面提出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监管实践的建议。     

上海自贸区司法改革需求及改革创新思路

上海自贸区建设是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国家战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指引下,国务院及其部委和上海市政府等行政部门出台了针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具有特殊性的具体管理制度。同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陆续发布了自贸区司法建设的相关规范,以"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策应自贸区"先行先试"的经济改革。本文在分析上海自贸区司法改革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诉讼、仲裁、ADR等方面的司法制度建设,指出司法改革的创新思路,以期为国家自贸区建设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