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之“义”——“义”与战争的关系

《三国演义》的"义"是与战争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对战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等都进行了"义"的阐释。本文着重从"义"是衡量战争性质的一面旗帜、"义"在攻守之战中的重要性、"义"关乎主帅性命和军队命运、"义"有感化制服对方的功效、"义"能改变战争形势甚至决定战争成败等五个方面来论述"义"与战争的关系,以充分肯定"义"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     

《集韵》《类篇》“一曰”义初探

《集韵》《类篇》中收有一些＂一曰＂义,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假借、引申、通假是＂一曰＂义的最重要来源。《集韵》《类篇》中的＂一曰＂义反映出宋代人已经意识到语义的系统性,用＂一曰＂的形式区分本义和引申义、本义和假借义等。     

《墨经》"义,利也"校诂

《经》文以“利”释“义”,即用“利”字为“义”下定义;意思是:凡“义”即“利”而非非利,非“利”则非“义”。《经说》三句:(１)“芬”字,毕沅释为“美”,是;其他还有一些解法,则不必是。(２)原文本无讹误,下一“能”字,实应训“安”,是把“义”定义为“能安利”“天下”。(３)墨子实在是十分汲汲于用世的,虽又主张“爱民者非为用”,但并未绝对地排斥“用”,“非为用”也绝不是“必不用”;这里的意思是,“利”天下不是为了“用”天下,即“不必用”而“利之”,是“以天下为芬”而“利之”的。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对“义利”关系的深刻认识

朱熹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述是深刻而有力的。他认为,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的,只要按天理办事,恰到好处,自然就有利。这样的“利”对个人有利,对家庭有利,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有利,对各民族的团结有利,是全人类的大“利”。“义”之外没有利,有义才有利,没有“义”的“利”是“私欲”,是“人欲”,不合正理,其结果不但无利,而且有害。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三国演义》中“义“的悲剧性

在《三国演义》中,尽管“义”贯穿小说始终,但由于“义”的理想化和现实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忠义难挽颓波,这就使三国的历史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一个道德的大悲剧。本文着重在于通过对理想人物(即悲剧主角)的性格分析,展现“义”是如何在同一人物或不同人物身上得到矛盾统一的,从而能对“义”——这一对数百年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道德内容作出一定的分析和评价。     

论“格义”手法在《般若经》中的运用

“格义”作为中国思想界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第一种方法，在中国早期的佛教传播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就以“般若”典籍为例，说明早期“格义”手法在应用中的一些特点，既而阐述其最终的发展趋向。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虚云大师崇高的生命境界

中国近现代禅宗的代表人物虚云大师,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一生以戒为师,严持戒律.他指出戒是无上菩提之本,主持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对光扬祖道,道业大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体现了虚云大师大菩萨心之本愿.他坚持农禅并举,重视劳作,强调只有劳作才能实现生活,不然就会落空.他遵循前辈禅师所创立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林制度,进而制定了严格的生活规范.大师把劳作视为一种生命的积极实现方式,强调只有能够享受辛勤的劳作,才能获得清净自在.他把劳作视为生命的一种真正实现,显然体现出勇猛精进的奋斗精神.而正是具有了勇猛精进的生活态度,才能“毗卢”自性,照彻内心纯澈的光明面,这也是禅者能够体验智慧和快乐的根源.     

探微文明社会的生命本能——库切作品《耻》真义管窥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的代表作《耻》是一部振聋发聩的作品。在小说史上库切的独特贡献是把现实主义小说写实性的叙事传统与库切式的诗意品质完美地结合起来,成就了一部超越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库切对20世纪的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有着先知般的预见力,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作品文本以文明社会的生命本能为出发点,凸现20世纪末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以简朴写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真实呈现后现代社会人之困顿;以其深邃的思辨、简洁的语言、犀利的笔调描绘了现代社会西方文明中虚伪的道德和残酷的理性主义;展示作家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其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辩

利益问题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文章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政治哲学的分析。首先从中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梳理了关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关系上的两种不同观点,将其归纳为公共利益本位论和私人利益本位论;其次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角出发,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得出两者之间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感性的生活理性的沉思--威廉斯《红色手推车》之解读

本文探讨了通过静物写生刻画的"红色手推车"的感性的意象和理性的思索,以及诗人相关的文学创作的观点.     

人生哲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思想政治工作缺乏人生哲学修养的内容由来以久。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必须重构人生哲学体系 ,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人生哲学修养的有机结合     

生命哲学视野中的文学阐释与生命建构

无数个体的生命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生命问题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最核心的 问题。生命哲学重视把个体的生命状态和社会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考察,从对生命的揭示而推 及到对整个世界的揭示。以生命哲学阐释文学首先是对文本中生命状态的感性体验,其次是 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理性反思和判断,从对个体生命的审视来实践对生命缺陷的深深忧虑和对 人类精神出路的苦苦探究。生命哲学的文本阐释坚定地秉持人类的理性精神,以理性精神之 崇光照耀、泅度在现实生存中深受煎熬的人们,给他们指出超越的道路并赋予其抗争的力量 。     

讲道德时应讲理性

本文认为讲道德时应讲理性，愚昧无知与道德不相容，要注重利益的比较与权衡，关爱他人也应注意其后果。文章还对法律与道德关系、义利之辩、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经典命题作出自己的分析。     

邓小平的人生哲学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使邓小平形成了既富有特色又多姿多彩的人生哲学。他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人生理想;具有刚直不阿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形成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乐观豁达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以及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谦虚质朴的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