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一种社会政策的视角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作为理念形态的公民意识也就是公民行动的先导.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农民的公民意识缺乏,农村社会很难出现公民行动,从而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局,必须加强农村社会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有很多途径,其中,由于现代社会政策行动既具有利益的关联性、广泛的参与性,又是一个行动体系、一个现代规则体系,因此在农村广泛地实施社会政策,并广泛调动农民参与到社会政策行动中,是培养农民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     

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思路与对策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思路的集中体现。"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变化,适应新形势,就要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要从理论向度上深刻把握绿色发展理念,从机制创新上切实体现绿色发展理念,从实践措施上具体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绿色发展的合力,推动实现经济振兴、社会健康、人民幸福、人与自然和谐。     

和谐世界理念的渊源、蕴涵及其时代价值

"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充满民主精神,具有全球眼光的全新的世界发展观,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广泛赞同。它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既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益思想,又是对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和平外交思想的升华。"和谐世界"理念内涵极为丰富,蕴含着从实现国家利益之间的和谐、世界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到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它是理想主义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公平与善治而设计的新范式,也是为满足世界不断变化需要而创造具有东方意蕴规范理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公共理性下的公民伦理——兼论罗尔斯《万民法》中的公民伦理思想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凭借可行的正义原则,在公共理性状态下推论万民法的公共理性也就是人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它由宪政民主体制的一系列正义的自由原则所给定,并由公民的慎思、自由社会的善总念、公共社会的基本利益等一系列的基本理念所构成。在捍卫人权的基本维度上,作为世界社会基本结构的万民法,其内涵表现为:万民法的政治正义基本总念、万民法的社会契约总念、万民法的自由平等总念、万民法的公共善总念、万民法的宽容总念。罗尔斯的公民伦理思想,作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之间接受正义体系的基本原则,它倾向于在人民社会根本民主原则的引导下按正义感的能力与善总念的能力行动。     

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现代公民行政公益诉权的链接与融通

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行政公益诉权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存有融通.集体主义与伦理法文化、"治吏不治民"之制度传统所蕴含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古代"义利观"所包含的社会正义思想、和谐理念与文化,以及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制度内在和谐之要求,都赋予公民行政公益诉权以正当性.     

礼法本位与自然本位——儒道和谐观的路径选择及其当代启示

儒道两家都把社会和谐作为政治治理的终极目标,但在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问题上却存有明显的分歧:儒家以礼法为本位,主张通过礼法制度来达致社会和谐;道家则以自然法则为本位,认为只有遵循自然法则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儒道两家和谐观的路径选择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厚思想资源。当然,儒道两家的思想弊端也是需要我们摈弃的。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中的若干问题

处于现代化纵深发展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方向相反的两种变化趋势,一种是向下的变化即社会的衰败,另一种是向上的变化即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只有中国公民社会充分发展了,社会才能获得足以克服衰败的巨大力量。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文主义的启蒙和人性的解放是公民社会生长的精神支柱;志愿者行动对公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公益慈善是公民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纽带。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还要走很长的路,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才能把它不断推向前进。     

论网络信息安全合作的国际规则制定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网络信息安全与国家及其公民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与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相伴随的黑客行为以及个别国家从单方国家利益出发从事危害其他国家及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使得国际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社会需要思考如何加强世界范围内的网络信息保护的问题。处于全球信息空间的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实现和维护网络信息安全需要国际合作。国际社会应探索制定共同国际规则,以"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为范本探讨制定"网络信息安全国际公约"。     

社会秩序三角:和谐社会构建途径的一种阐释

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弄清社会秩序的基础,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在综合性善论和性恶论两种不同人性假设及其社会治理主张的基础上,概括出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如同一张两歧图,明暗相交,善恶并存,社会行动者如何行动,受制于道德情操、社会规范和社会强制三种基本力量,因而提出"社会秩序三角"的概念。道德情操与德治紧密相连,社会规范和社会强制与法治息息相关,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借助个人道德情操的力量以实现自律,也需要借助社会规范和社会强制力量以实现他律,最终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规则权力

“和谐”构成了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把握当代中国现状的独特问题意识和全新执政理念。和谐离不开秩序,秩序的形成又离不开规则,而规则的运行又必须有公民主体的参与。一个社会必须拥有足够多的理性规则,才能有大众的自由,公民规则意识的普遍觉醒使规则权力有效运行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     

公民参与人大监督模式研究——以浙江Z市“人民听证”制度为例

公民参与人大监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重要途径。《监督法》实施以来,我国各地人大在此方面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基于人大监督治理范式和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理论,可以建构出人大监督过程中的九类公民参与模式。从浙江省Z市"人民听证"(2007—2011年)的实践来看,当前现实的公民参与人大监督模式分为四种:象征参与式、准象征参与式、非典型的非参与式、准非参与式等。这些模式的选择主要受人大监督议题性质和维护社会稳定需要等因素影响;在总体上,人大常委会倾向于让公民参与处于中等程度。未来需要在监督决策、监督执行和监督评估阶段全面提高公民参与人大监督的水平。不过,关于公民参与人大监督的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尚需更扎实的异地案例研究予以验证。     

公民社会:概念的语言分析及解释框架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公民社会"概念具有三重内涵,即语法意义、语义指称与语用意义。在本质上,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社会分析模式,具有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架构;它通过公民成长的尺度(城邦民市场人私人公共人)来评估社会发展,表达公民成长的正当性及其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公民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是:动态线脉——城乡分离、市场崛起、"经济/政治"分离、"私权/公权"分离、"经济/政治/文化"分离;静态要素——商业化、市场经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在当代语境下,"公民社会"的演进体现为如下态势,即"市场驱动、公民授权、国家有限、民间自组"。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公民社会产生与发展的外部逻辑探析--以政治国家的作用为分析视角

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需要内在规则,社会的“经济人”要在行动中克服“理性悖论”,还必须有“第三者”供给外在的规则与制度,因此没有政治国家设定公民社会的产权制度,公民社会将处于无效率的状态。但政治国家的目的矛盾性决定了“国家悖论”,国家既可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可能阻碍公民社会的发展。     

迈向“能动型社会管理”

受动型社会管理与能动型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两种主要模式。这两种模式在价值信念、基本原则、政府角色定位、行动逻辑、目标与手段等层面存在根本分歧。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践中,应当舍弃受动型社会管理的陈旧理念,迈向能动型社会管理。能动型社会管理坚持公民主体性地位、以公平正义为价值理念、以社会福利建设为实践基础、强调社会管理的多方参与机制建构、主张政府行为制度化建设,将最大限度地捍卫和实现公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终极目标。这种管理模式与新时期国家执政理念相契合,是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国家的身份设计与社会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个体的元身份史

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国家对社会成员的元身份设计,不仅承载着对个体社会属性和情感归宿的基本界定,而且还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规范以及伦理道德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根本性保证.近代以来,中国个体元身份的具体内容伴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公民”(“国民”)向“人民”再向“公民”的转变,社会秩序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和态势.当下中国个体的元身份还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之中,一种整体性的身份设计策略无疑成为了国家构建理性的重要议题.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阈下,以“人民”和“民族”名义授权的“公民”元身份,能够从当下总体性社会事实中派生出一种基于共同责任和价值观念的组织机制,其核心内涵在于国家的元身份设计与个体在现实层面取得意义上的关联.     

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和谐社会的维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大量合格公民的存在为基础。因此，公民教育对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意义。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审视公民教育不仅有助于改进公民教育，也有利于加深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为了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公民教育在指导理念上应灌注和谐哲学，在内容方面要注重培养合作、规则、协商等意识。注重提高知识水平、实际技能，优化知识结构，注重培养诚信等公共道德。     

价值规导与实践体现：公共理性与公共治理互动分析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和渐进理性,是公共智慧、累进常识和演进性的公共规则,是发展理性、公民理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其核心是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和利益的协调性;任务是为政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一个基本合理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用公共理性理念来规导和展开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实现公共理性,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荀子社会政治观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在社会和谐思想方面,荀子把"群"作为按封建等级制度建立的社会联合体和社会个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群居和一"成为荀子社会和谐思想的理想化。荀子对为何要"群居"和如何"群居"都做了理论和实践探索。荀子在政治和谐思想方面提出的"隆礼重法"是贯彻"礼"的政治行为的一整套细则和方法。"群居和一"与"隆礼重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社会政治角度探讨荀子的"群居和一"与"隆礼重法"思想对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比较中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文化规范常模解析

对转型期人们行动背后普遍存在的基本社会文化规则进行解读和分析是具有时代迫切性的话题。在历史中选择和传承的社会文化规范维系着社会成员心理与行动的标准,也使各种社会文化呈现出特殊性。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经历着从传统与现代之间,血缘家庭到社会责任的转变;以及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经历着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当前中国面临着转型期文化规范常模的多重选择,需要在思想与心理的层面上完成社会和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常模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