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押罪犯生育权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权实现了从身份权到人格权的转变.作为一项人格权,人人享有生育权,在押罪犯也不例外.我国法律对在押罪犯的生育权规定一片空白,实践中在押罪犯的生育权基本上无法得到实现.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在全国上下关注在押罪犯人权保障的潮流背景之下,探究罪犯生育权的法理、立法和技术层面的支撑,以及实现罪犯生育权的制度设计,以期能够对立法、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生育权的宪法变迁、规范依据与保护范围

《宪法》婚姻家庭的国家保护条款中，明确夫妻的生育权行使受计划生育义务限制。回顾宪法中生育权相关条款的变迁，生育权应作为未列举基本权利，纳入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体系。宪法上的计划生育义务并不影响生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认定，而是在肯定国家负有婚姻家庭保护义务的基础上，强化计划生育的功能发挥。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应围绕生育权保护展开，明确生育权基本性质、保护范围，为构建科学有效的生育制度提供法制支撑。优化生育政策，应强调失独家庭的再生育保障，回应因恪守国家人口规划义务而陷入生育困境的家庭需求；还应有限放开生育权主体限制，保障公民生育意愿的充分实现。公权力对生育权的干预应以理念转型为先，在实现国家人口目标路径选择上从强调权利限制转向权利保护。     

也谈生育权——以社会性别视角为中心

关于生育权的纷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学术界、司法实务界以及新闻媒体对于生育权的主体、内容、性质以及生育权纠纷的解决等问题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育权的主体理应不F~--i--k-性,当为所有公民;生育权的内容体现在生育自由上,包含众多的内容;生育权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人格权,在处理生育权纠纷时应当避免限制女性的自由,同样,男性生育权的实现也需要具体可行的制度予以保障。     

论我国生育权中的利益考量与人权保障

生育权包含生育资格和生育自由两项内容,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人口政策,对生育权进行合理限制势在必行。各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都基于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考量。我国人口政策从具体国情出发,在限制生育权中生育数量等“消极权利”的同时,对生育权中的生殖健康保障等“积极权利”予以保障,从而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后民法典时代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

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未明文列举生育权，但其条文内容的开放性为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提供了制度空间。生育权的正当性源于其自由价值，当下我国生育观念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对生育自由价值的吸纳。随着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法对生育权的合理规制不构成对私法上生育权成立的阻碍。尽管生育行为须男女两性配合完成，但关于是否生育的选择本质上由个人作出，故生育权归属于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非作为整体的夫妻。其中，即使男性在生理上无法孕育子女，但因其妻是否妊娠直接关乎丈夫的家庭规划，所以丈夫也有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这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男性也属于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差异。虽然对生育权的行使往往落脚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但正如婚姻自主权、缔约自由权早已从“行动自由”这一兜底性权利中分化出去一样，生育权也因具有极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应与身体权区分开来。生育权与健康权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是自由性人格权益，而后者是物质性人格权，且两者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生育权具有典型公开性，社会认知对于生育自由的重要性早已达成普遍共识；从对现有裁判文书的梳理来看，生...     

生育权若干问题探析

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2002年我国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认。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生育权问题产生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生育权的性质、对男性的生育权的认识以及夫妻生育权间冲突的平衡等问题上。进一步分析研究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

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从2001年罗锋案之后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广泛讨论。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是人格权的一种。根据法无明文禁止的原则,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男死刑犯的生育权可以通过人工受精技术得以实现,．但由于主体的特殊性,其在实现生育权的时候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女死刑犯的生育权由于法律禁止对怀孕的妇女适用死刑及一切形式的代孕,因而女死刑犯的生育权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无法实现。要充分体现对死刑犯生育权的保障,应该对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完善。     

生育权理论前提之重构——析《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

以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的评析为平台,首先从法理逻辑结构和社会转型的现实两方面着手,论述生育权、身份权定位的不当之处;其次,以人格权为目标重构生育权的理论前提,并论证人格权作为生育权理论前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初步完成了立法层面生育权理论前提由身份权向人格权的转变,其深层内涵则透视出社会、国家和政府对妇女基本人权的认可与保障,体现了立法“以人为本”的主流观念。同时,也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基本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     

论生育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生育行为是自然的生理行为，但人类的生育行为是有意识的生育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人类的生育活动历经了自然生育阶段、生育义务阶段和生育权利阶段的进化。生育权是19世纪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基本人权之一，所以说，生育权是人格权，并非身份权。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由此引发男性是否具有生育权、独身者是否享有生育权、死囚犯是否享有生育权以及死后是否仍有可能享有生育权等一系列有关民法对生育权的保护问题，我国对生育权立法时，应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无妊娠能力女性的生育权问题

针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对代孕技术行使的禁止性规定,从医学、法律、道德三个层面分析无妊娠能力妇女的生育权问题,认为她们也应该享有生育权,而禁止使用代孕技术则阻碍这类女性的生育权的实现,构成了对生育权的侵犯,法律应当从维护无妊娠能力女性生育权出发对相关规定予以修正。     

村民自治问题、对策与未来走向研究综述

村民自治在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在于"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实施中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政村治"等五个方面。从未来走向看,村民自治将向着权利保障、社区重建、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迈进。     

数字传输对网上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研究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上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受到严峻挑战 :一方面 ,传统著作权概念在“网络社会”可能要重新界定 ;另一方面 ,法院在受理网上著作权侵权案件中已经或即将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我们必须直面挑战 ,结合互联网络特点和中国国情 ,尽快提出应对的措施 ,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快速发展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应用中的国际法问题初探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有利于人类减缓温室效应,另一方面也蕴含了巨大的技术风险和可能造成新的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因此它的应用不仅提出了国内法上新的课题,也成为国际法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及废弃物跨境转移等领域.目前已有部分国际法文件对此作出了针对性的修改.研究现行国际法体系如何适用于CCS技术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农业CDM项目实施的法律保障

低碳农业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碳金融的发展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助推器。完善法制建设,构建农业CDM项目的法律保障体制,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粮食和食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也可以为碳金融的发展拓展空间。     

收入分配、产权保护与社会冲突: 现代经济学视角下的冲突管理与和谐社会构建

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现象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聚焦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下详解冲突的发生机制和化解方法,通过将精英和社会大众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冲突行为纳入到以博弈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内构建模型分析,进而发现,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都会减少群体性冲突行为的发生,反之,两者同时恶化往往是冲突爆发的重要潜在原因。在一定范围内,精英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同时改善双方的收入情况,以达到帕累托改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打开了施政的空间。从长远看,产权保护的加强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不仅是构建完善的社会稳定机制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大众实现中国梦的保障。     

网民留言中的“参与性、归属感与自由感：10省留言数据分析

根据对10省份近千网民留言的内容分析,发现各地网民在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上存在明显差异.更具参与性的留言关注领域也更加宏观和多元,一方面这些留言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对少数群体权益的保护也在高参与性留言中得到体现.在申诉策略上,参与性留言显示出对话的平等性与建设性,也更具结构性和逻辑性,显示出参与式留言者的群体特征.基于民众与公共机构间关系的政治文化框架中,参与性留言体现了一种基于责任感和属地感情的更深厚的信任关系.     

国际航空排放全球治理的国际视域——以国际民航组织为中心

国际航空排放全球治理的国际视域强调充分发挥国际民航组织的领导作用。国际民航组织通过大会制定了关涉国际航空排放的系列决议,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推动了国际航空排放问题的稳步解决。国际民航组织因其诸多的内在限制又使国际航空排放问题变得步履维艰,这些内在限制包括国际民航组织立法缺乏强制力、立法程序存在缺陷、目的和目标有待修订等等。国际民航组织未来在主导国际航空谈判、引领技术升级、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彰显这一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价值。     

基于农户行为的我国耕地保护研究与展望

农户作为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耕地耕种的实际使用者,在耕地保护中起着关键作用,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影响到耕地保护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农户在我国耕地保护的地位与作用、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提升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对策建议三个方面对我国基于农户行为的耕地保护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进一步开展衣户耕地保护行为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实证研究仍将是主流研究方法,从断面调研逐步走向定点的纵向观测;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提升的政策切入点是研究的重点;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融入惠农政策之中;新生代的农户将逐渐成为研究的主体.     

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研究——以《长江保护法》为例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区划单独立法,但相关研究只注重其对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指导与借鉴意义。事实上,《长江保护法》对回答环境法治的三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三个问题是：为何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可以单独立法？自然区划法应如何立法？尤其是在强调立法节制的当下,为长江这一自然区划单独立法而不是修正涉及长江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律,背后更是具有深远的立法考量与丰富的研究价值。以《长江保护法》为素材,对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长江保护法》未来的革新与发展,更能为新颁布的《黄河保护法》与《青藏高原保护法》等环境法律提供更为详备的理论支撑,进而最终作用于环境法治的发展与完善。《长江保护法》之所以被制定和颁布,缘于长江等自然区划的环保特殊性与现有法律的普适性存在不洽,并且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的法域链接存在不洽,导致普适的环境法律无法满足自然区划特殊的环境保护需求,以及环境法治在自然区划上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出现了断裂。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然而却并非所有的自然区划都需要单独立法,长江流域为自然区划立法提供了一个标准型样范。一方面,长江流域具备地理与人文的特殊性,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具备环保需求与规制手段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长江流域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且又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因此,只有具有特殊性与广域性的自然区划才会产生与旧有环境法律的上述不洽,才具有单独立法的必要。为了让自然区划法适应于当前环境法律体系,且能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与作用,需要将自然区划法置于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法地位,在法律适用中予以优先适用。并且,自然区划法具有一项不同于现有环境法律的原则——完整性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自然区划法需要选择一种与当前环境法律有别的立法模式：确立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并围绕提升环境质量而非个体规制,赋予地方政府以法律责任。     

论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使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旅游是“看”的经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不存在商业目标.旅游的产业化对非现代的文化方式提供了资金等保护,但又迫使一些传统文化方式因“被看”的改造而破坏了其核心文化价值.论题试图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梳理,并找出切实可行的双赢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