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及其宪政意义

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深刻阐发了国家服从于社会、权力服从于权利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弘扬这种民主契约法律精神,可以消除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和贤能性,实现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也可强化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民主、自由价值取向,因此,对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多元和谐秩序建构中的法律功能及其实现

和谐社会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社会,因而它必然赋予法律以多元利益与权利的平衡器、协调器的本质属性,并决定法律具有多元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利益冲突的平衡与协调、自由理性秩序的推进与维护、制度运行机制的反思与回应、法律意识及法治观念的确立与强化等功能.因此,必须积极增进法律实效,推动法律功能的充分发挥,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法治秩序.     

法律的实证道德分析:现象与价值

作者认为,对当代典型法治国家而言,法律除保留固有的强制力以外,更多地以道德规则的形式发挥作用;而充分反映“自然公正”要求的合理的立法令人诚服,使人们将法律行为化作“自愿行为”,法律因而道德化。但立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一旦落实,就会因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权利的行使与他人利益、法律秩序相冲突,这就必须由真正能表达民意的权力机关规定权利的界域;而当立法没及时反映出价值观念的演进情势时,国家应给予权利主体以审判保护权,而且司法独立体现了一种权力制约的体制,从根本上为多元价值观留下了合法的生存空间,从而使社会差别缩小到最低限度。但是,权利主体的创造力解放还有赖于民主程度的“镜子”——言论自由得以切实地保障;而只有具备一整套完整体制保证反映人民的意志,并且使这种意志不仅约束社会成员,也约束它本身的国家,才能以其道德的权威有效地组织和领导人民。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     

放权于企·明确行政权·权力结构变更──政企关系合理化的构想

放权于企是我国经济迈向市场化的基础工程，但传统的经济体制、传统的权力观念、传统的权力无界定状况、传统的改革模式等许多因素，尤其是行政权力与企业权利之间关系的模糊，使放权于企没有足够的理性准则。为此，必须要在法律上明确行政机关的权限，这是改变行政功能、制约政府行为、实现行政法治化，从而实现企业在法治条件下自主经营的基本要求。而明确行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变更权力的结构，使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明确分流，也使行政权能得到其它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企业权利，使政府引导中国的经济进入市场化的崭新历程。     

论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自由主义法治范式与福利国家法治范式具有内在的缺陷,法治面临着困境.社团组织的兴起,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制约方式和权利保障机制,社团组织有利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因此,社团组织对法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当下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阻碍其发挥促进作用的因素,应该克服阻碍社团组织发挥作用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宪政视角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

(一)宪政理念下的监管权力与受刑人权利宪政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对立.在西方传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理念中,国家权力的势力范围仅仅限于政治国家领域;对于市民社会领域,国家权力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只要市民社会中的自治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就是多余的、非法的.这样,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逻辑划分,在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划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区分.在宪政理念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一种对立与冲突的关系,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护首先要防止和避免国家权力的侵犯.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是侵犯公民权利的主要威胁者.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犯,人们通过制定宪法达到规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之根本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达成的政治契约,是公民权利保障的宣言书.     

中国市民社会与私法制度的双向建构

中国的市民社会具有成长的受监护性、价值的非主导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属性,并在私有财产保护与权力抗衡、自由权利追求与社会公平的重新定位、私法自治与自主平衡秩序、公序良俗与社会伦理基础等方面与私法制度形成了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这不仅奠定了私法秩序的基础,也促进了中国法治道路的渐进主义走向。     

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

文章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社会结构为切入点分析我国法治理论、实践应由强调法治的治国制度特性和管理、强制功能,向法治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功能转变。通过权利主体由抽象转向具体,实现权利的物化,使法治得以实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old age pension policy in China

Despite the anticipation that the legal system would be able to offer a civi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means in settling the infringement of homeowners' property and consumer rights, empirical evidence has instead indicated a decline in the employment of litigation in dispute resolu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homeowner activism in upholding their rights. Information on property related litigation was collected from online court rulings in Shanghai which is supplemented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homeowner activists who were involved in litigation. In this pape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analysed within a wider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f neighbourhood governance and the emerging civil society. Despite the inadequacy in the legal system in protecting homeowners' rights, empirical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homeowner activists have explored the legal system, not just as a means of redress but also to employ creatively as part of their action strategy in settling their problems outside the court.     

行政权运行机制试析

中西方法治发展虽然具有差异性,但行政权运行机制却很相似———从传统“单向控制机制”转向复合运行机制。中国当前应该选择弱化国家权力、培育市民社会的法治模式;同时,行政权运行应以“控权—平衡论”为理论基础构建法律“控—导”机制。     

批判法理学在中国的兴起

批判法理学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於兴中、冯象和强世功是中国批判法理学思潮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於兴中运用文明秩序理论批判一元的法律文明秩序和国家法制主义,并提出社会理论与法之研究的种种面相.冯象则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对中国的政法体制和法治意识形态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强世功将新中国形成的法律传统概括为法律的治理化传统,并主张中国的法理学应该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批判法理学致力于反思和批判中国的法治和法理学传统,力图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法治和法理学提出一幅理想的图景.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论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标准

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标准是评价社会主体对现代法律和法治主观把握状况的标尺,包孕着法律形式观现代化和法律价值观现代化的标准,而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状况则是评价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现代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观念是现代法律形式特质的主观心理确证,它包括法律规范的形式严整性观念,法律体系的完备、和谐的观念,法律的程序化观念和法律的效益观念;而法律的价值合理性观念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内在法权关系和现代法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它包括自由追求与理性自律相统一、个人权利主张与社会利益维护相统一、人格平等和坦然面对差别相统一以及法律是维护合法权威与防止、制约权力滥用的统一的观念等具体价值指标.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及价值选择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为相对一方当事人确定禁止规则或强加负担的行为 ,它是行政权的延伸。与其它类型的行政权行使一样 ,义务设定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同时又要符合行政合理原则 ,这也是行政法治、依法行政的要求。然而 ,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现象非常普遍 ,如对程序负责不对实体负责的失衡 ,以经济利益为重而以社会利益为轻的失衡等。因此 ,必须探讨义务设定中的合理价值选择 ,即有利于建立法律秩序、有利于实现公民权、有利于行政管理过程有效实现、充分体现行政伦理准则等四个方面的价值选择。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司法哲学

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法治为根基。法治在司法上表现为认真对待规则,重视文义解释,尊重法律文本的权威。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体现了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哲学,其主要分歧在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或限度。当下的法官拥有广泛的法律解释权,司法能动处于无序状态,应予以合理规制;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主义,认真对待和尊重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从而建构裁判规范,以确保法律意义的安全与稳定。     

法治的实质: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人是自由的存在物 ,也是遵循规则的存在物。自由和秩序的需求源于人类本性 ,人的个体性彰显为自由 ,人的社会性体现为秩序。法治是法律运行良好的“法大于权”的生活方式 ,法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法治的基础价值是秩序。法治的自由与秩序价值难以在静态中达到平衡 ,法治的实质是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