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散文艺术

<正> 我国散文传统源远流长,但作为针对骈文偏弊而兴起的古文运动,则开始于李唐而完成于北宋。北宋古文运动的盟主是被称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但最后完成古文运动,并以宏富精湛的创作,显示了这一运动的最高实绩者,则是欧公门生苏轼。欧阳修不愧是热心奖掖后进而又极有眼力的文坛宗师。他初见苏文即预言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下。”(《诚斋诗话》)后来同儿子欧阳棐论文,谈到苏轼,又说:“三十年后,世上更不道著我也。”(《曲洧旧闻》)青出于蓝,后来居上,这曾为一切通人所深信的历史发展辩证法,果然体现于欧门弟子东坡之     

论苏轼“辞达”说的美学意义

苏轼在他的书信中多次引用了孔子的“辞达而已矣”这句名言,结合自己丰富而深刻的写作经验,他又对“辞达”的内涵作补充和发挥,从而提出了富有新的美学意义的“辞达”说。苏轼的“辞达”说较为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文辞与内容的关系。因此,总结他这一美学思想,不仅对发掘中国古典美学宝库有着直接意义,而且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也有着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蔡邕的碑铭文与唐代古文运动

蔡邕的碑铭文为后世作家确立了一种光辉的典范。唐代古文运动主要以恢复三代及西汉文风相号召,而蔡碑属于唐代古文家所师法的为数极少的东汉人的作品。这是因为蔡邕确立了碑文写作的“实录”原则,其文融化经典,合乎儒家雅正的标准,遵循褒贬劝诫的根本原则,而且构思精巧,辞藻丰富、典雅但无俚俗、华靡之弊,运用骈俪之语而能够恰如其分,不以辞害意,充分体现了高超的文学才能。     

文道与人才

熙宁四年(公元1071),王安石变革科举制度,“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一举废除了自唐以来的诗赋取士制度。这实际是北宋道学家重道轻文理论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王安石不是道学家,但他的《三经新义》等新学著作当时尚未问世,所以这一改革得到了拥护道学的朝臣们支持。早在熙宁二年变革科举的方案提交朝廷讨论之时,司马光等守旧派大臣对之皆无异辞。①在这场表现为政见的“文道之争”中,站在对立面上的是苏轼。他的《议学校贡举状》是当时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奏状。苏轼针对变革“重道轻文”的思想,尖锐地质问道:“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     

论苏轼的四六文

论苏轼的四六文尹占华一四六文在宋代文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如科学考试、政府公文、交际书启等，仍然通行四六。但经中唐与北宋时期的两次古文运动之后，四六文接受了散文的影响，宋代作家在作四六文时，以古文的气势行文，加添古文的长句，...     

中唐儒“道”复兴与史学观念的转变

中唐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其文化学术思潮发生着显著而重大的转向。其时,“古文运动”兴起,“古文家”批判魏晋以来片面追求文辞典美的虚华文风,主张文章明儒“道”、兴教化,具有思想实质和现实功能;同时,一批“异儒”力求摆脱东汉以来训诂名物的古文经学传统,直接从“六经”中阐发大义,发展儒家思想以符合时代需要。中唐以来的史学批评敏感地应和着这一思潮嬗变的步伐,批判魏晋时期以纪传体为主、徒事纂录事实的史学风气,促成史学观念从重事实到重义理的转变,试图为史学发展指示新的思想方向。宋代“义理”化史学思潮…     

论韩愈的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

“文以明道”是韩愈文学理论的宗旨,“不平则鸣”、“穷而后工”是创作过程论的关键,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是对写作的具体要求。这里就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说的理论价值及其对创作的指导意义作进一步探讨。一、气盛言宜说的渊源在我国传统文学理论中,文气之说倍受重视,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也多以文中之气论析文章的文骨文质。然而,把气与文联系起来,作为文学的重要理论去衡量文章,指导文学创作,是中唐古文大家韩愈。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理论新探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五篇是个“义脉贯通”的理论整体，其宗旨在于阑述文章写作的根本原则。这一宗旨通过三个理论层次及其内在联系体现出来。《原道》篇以“自然之道”为理论基础阐明了“本乎道”以为文的思想；《征圣》篇通过“征圣”对《原道》篇的思想加以印证和阐发，提出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和“衔华而佩实”的文章写作根本原则；《宗经》篇将前两个层次的思想归结为“宗经”为文，同时联系《正纬》《辨骚》两篇，确立了既师圣宗经，又主变求变的文章写作根本原则，从而构成《文心雕龙》全书的总纲。     

中国文学散文的自觉

依据现代文学理论来作历史考察与文本分析 ,可知赋与骈文都不属于散文范畴 ,而属于诗歌范畴 ,中唐以前文学散文尚未形成独立形态。中国文学散文的自觉是在发生了古文运动的中唐时期 ,其主要标志是理论的成熟与创作的繁荣。文章围绕散体和感情两个重心 ,对韩愈、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气盛言宜、不平则鸣、文有二道等著名理论给予新的诠解 ,并对韩柳“放恣横从”、“快意累累”的美学追求和“舒忧娱悲”、“自嬉”、“自释”的纯艺术观念作出新的分析。最后指出了苏轼“文起八代之衰”说的理论缺失 ,阐发了刘熙载“实集八代之成”说的实质内容 ,揭示了中国文学散文自觉的重大意义     

力倡西学育人才坚守古文存"道统"——吴汝纶西学思想与古文观念平论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师,其一生最用力处不在政治思想的思考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上,而在学术、教育思想及其古文的存续与创作上。吴氏一反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力倡西学,强调西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作用;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引西学入学校,改革课堂教学,以此造就救国之才。吴汝纶古文理论及其创作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对桐城文派风格、义法的复归,而在于对古文的执着与坚守;在文道关系上,他主张文道分途,强调文章不宜谈理,追求文字的雅洁;在古文创作方面,吴氏引西学入古文,拓展了古文的内容,为桐城古文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吴氏以古文的辞约指博、清正雅洁来对抗通俗流畅的新文体,坚守着古文这一传统文化中最后一块阵地。     

论骈文在唐代文坛的地位

骈文一直是唐代文章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体形式。古文运动前,骈文在文坛上处于主导地位;古文运动期间,骈文仍是时下文章的主流形式;古文运动后,骈文仍是当时的主流文体。也就是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新唐书.文艺传序》唐之文章“三变”之说:“王、杨”与“燕、许”之变,变其文风;“大历、贞元”“美才”之变,变其文体。     

从“文道”之不平衡看唐代古文运动

"文"与"道"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概念,这两个概念共同决定着古文运动的发展趋势,也是身处古文运动当中的作家们在创作中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韩愈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为有唐一代的古文家的创作定下了基本的格调,在这种主张的影响下,有关道德伦理层面的"道"占据了文章创作的核心地位,而关乎文章文学性的"文"则成为附属,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得中晚唐的古文家们在创作当中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即过分地注重对于道统的阐发,忽视了对于文章文学色彩的营构,最终导致古文运动在晚唐的逐步衰微。     

苏轼论“辞达”的审美表现

<正> 一 苏轼对于美学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在创作前必须有触于中,自然产生感兴,随物赋形,首先要了然于心,即在脑中形成完整的审美意象,而且还在于他提出了然于心不等于了然于口和手,要转化为艺术形象,在审美表现上还必须作到“辞达”。 他有三处谈到“辞达”。 他在《答王庠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止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     

韩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论

韩愈写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有高度的自觉性。他的“古文”论,总结了自三代、秦、汉以来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包含着自己创作实践的亲切体会,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以明“圣人之道”为创作的基本纲领,但并不主张以儒学代替或包括文学;他在创作上标榜“复古”,却没有流于师古守旧的教条主义和模拟主义。他的创作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艺术上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又与他的重“文”尚“奇”的“古文”理论密切相关。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意见。     

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

苏轼喜欢用“行云流水”来评文。《答谢民师书》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云、水两物,都具有流动性和多变性的特点,而其流动性、多变性又以自然本色、绝无雕饰的形态表现出来,这正是苏轼在散文写作中所追求的艺术美的三个特质:圆活流转之美、错综变化之美和自然真率之美。宋初田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清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文体,以“清真雅正”为衡量八股文章优劣的标准,此标准在《清代硃卷集成》保留的硃卷文章及批语中可见一斑。“理、法、辞”是八股文写作的几个必备要素,“气”依靠文章而呈显,硃卷批语基本都是围绕“理、法、辞、气”而作。“理、法、辞、气”这四方面是考官阅卷批语的具体操作层面,“清真雅正”是对“理、法、辞、气”的总体要求,考官从“理、法、辞、气”四个方面来衡量科考文章优劣及登第高下。这一标准与当时提倡的文风有关,它从明代的“醇正典雅”演进而来,因八股文的功令要求而定。此标准在清初就被明确规定下来,并呈逐渐强化之趋势。     

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

古文不始于韩柳而成于韩柳,其原因可从古文运动的背景、“文以载道”说的演变等多方面去寻找。如就古文自身的发展而论,用刘师培所说韩柳“以笔为文”(《论文杂记》)一语来概括其成功的关键,是切中肯綮的。只是语焉未详:文笔之辨在南朝提出,主要用于分别文学作品和应用文章。韩柳很少有专为文学欣赏而作的散文,那末,他们使文章由应用转为文学性的主要标志和特征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只有联系唐代古文发展的状况加以考察,才能得出较为翔实的解释。     

宋初文风与王禹偁的文学观

<正> 入宋以来,王禹称是首先对风行宋初文坛的颓靡文风进行讨伐的一位作家。围绕着“革弊复古”的宗旨,他提出了“宗经传道”的进步理论主张,为后来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的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一) 如同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也是沿着一条曲折的轨迹。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给予了有力的冲击。但是,由于古文运动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致使唐代一直流行着的骈体文在晚唐五代再度盛     

《天问》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下）

三、《天问》修辞艺术举隅 近人黄侃曾云：“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文心雕龙札记》）,语文本来就是表情达意之用,所谓“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篇》）,黄氏肯定“惟圣人能尽文之妙”。可见任何体裁之文学作品,若要得到“文之妙”之称誉,必须通过完美之修辞艺术,才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