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需要文艺 文艺必须抗战——关于抗战时期文艺界跟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文艺界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正确性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但是,一九八○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的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梁佳萝在发言中,却谴责当年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说是“不公平的”。他的发言,当即遭到中国代表罗荪、艾青、吴祖光等的反驳,一些外国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经济哲学视域下公平与效率关系之和解

作为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冲突还是和解的关系,引发了学界的长期论争。立足经济哲学视域、透过经济行为的价值属性发现,公平与效率在本质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即有公平就有效率,不公平带来低效率。马克思揭示了“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之间存在的矛盾。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结合起来,公平与效率的和解将在现实中实现。     

中国古代文体风格学的历史发展

文体风格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论题,它贯串于整个批评史中。其历史发展大约可分为三期:汉代以前是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发展和完成阶段;宋代以后是深化、分化和论争阶段。文学批评史许多论争都与文体学观念有关。如诗文之分、唐宋诗之争,“豪放”派与“本色”派评价等问题。     

钱杏邨与早期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概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这段时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它直接地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相联系,是“革命文学”论争这一文学思潮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具体反映和实践。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克兴等人与太阳社成员钱杏邨、蒋光慈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倾向。其中,钱杏邨的文学批评活动最努力。钱杏邨写下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两卷和《文艺批评集》一册,译介、研究外国文学的《力的文艺》一册,使他成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将。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考老师

“真是不公平，老师考学生，学生考得差，老师就批评学生。”壮壮回到家对爸爸说，“谁来考老师呢？”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李兵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李富春同志向创造社、太阳社指出一把矛头对准鲁迅是不正确的，应该停止论战，团结鲁迅，共同对敌。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这场论争中...     

20世纪80年代的诗与情怀——由诗人海子的回望说起

上个世纪80年代,是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年代。观照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后三十年”,也是在论争、批评、接受、传播中,发生着、衍变着…。“80年代”,无疑是带有“纪念性”的。回望之中,尊重所有人的历史感受和成长记忆,才是符合当时诗歌生态,而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其况味也在其中了。      

学术必须在批评与争鸣之中发展——评《汕头大学学报》“学术批评与争鸣”专栏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从2003年开始设立了“学术批评与争鸣”专栏,三年以来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前沿问题、热点问题、有争议的问题展开了比较广泛、深入、热烈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事实表明,学术必须在批评与争鸣之中发展。中国当代学术,必须批评各种各样的不正确观点和理论,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观点,论争清楚各种概念、范畴、观点、方法、体系,才可能得到科学的发展。     

对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种省察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几乎是在各种各样的“热点”“热潮”的浪涛中漂浮过来的。七十年代末期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政策的实施,文学理论也开始了对过去错误清算工作,于是就有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文艺是否为政治服务以及典型、现实主义的涵义等多方面的论争。这一论争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却也使文学理论脱离了对政治的依附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郭沫若与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论争

在现代文学运动史研究的诸多问题中,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被弄得最为混乱。当年“两个口号”的主要提倡和支持者,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浩劫,都蒙受了程度不同的灾难。直至粉碎“四人帮”,这些同志才得以解放,历史上这桩公案也才有了公正评价的可能。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不能说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就没有分歧了。某些同志,囿于人事纠葛,仍不能公正地、客观地去看待历史的是非。这也许是“当事者迷”吧。有感于者,笔者以为较细致地回顾一下郭沫若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理论表现,也许有助于澄清这段历史。     

左联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论”与“宣传鼓动说”

1930年3月2日，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左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里单就其文学批评方面作一整理。左联的文学批评成果是很丰富的，例如，有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典型与个性”等文学原理的探讨，有关于华汉《地泉三部曲》、丁玲的《水》之类的作品批评，有对于“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文学思想的论争，……然而当审视他们那众多的观点主张和批评话语时，我们感觉到其中有两个批评观念是很值得我们去加以解析的，因为它们不仅是左联其他文论赖以立论的基础，也…     

关于《袁良骏学术论争集》

《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不是“骂人文选”,鲁迅那样尖锐指斥“婊子”或“叭儿”的妙文都不构成“骂人文选”,我们这些学术论争文章,“距离”骂人文选”,何啻十万八千里之遥。《袁良骏学术论争集》涉及的问题甚多,冒犯的权威甚众,但率性而谈,不计利害,体现了论者对学术争鸣的见解和追求。“五四”文学革命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是编辑、出版《袁良骏学术论争集》的强大动力。     

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

一九七七年底开始,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展开了关于一九三六年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讨论。这场讨论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国防文学”的污蔑不实之词,为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了一点工作。还一致肯定了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这场讨论是有成效的,它的发生既不是什么人任意提出的,它的结果也不是更把思想扰乱了。当然,对于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一桩“公案”,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这是毫不足怪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论争中结束,可是这场论争却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则仅限于从学术的角度,谈谈对这场论争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以就正于批评者。     

学术争鸣应遵守学术规范--答易竹贤、陆耀东教授为《丰乳肥臀》的辩护

易竹贤等教授完全不顾学术规范,不敢就他们挑起的论争主题与何国瑞教授正面交锋,本文无意多作论驳,只略指出其学术上善变的特点。陆耀东教授也不敢正面交锋,违反学术规范更甚,对《丰》无一字分析,即认定何的批评是“置人死地的冤案”,说何“制造阶级斗争”。何引邓小平1979年来对国内文艺界自由化思潮及错误倾向的批评,证明阶级斗争客观存在。三位教授为何不守辩论规则,极力替《丰》辩护?     

近十年中国后殖民批评综述

中国后殖民批评的理论源头有两个:杰姆逊和赛义德。一定程度上说,十几年的中国后殖民批评就是一场关于后殖民的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过程。97年前后,中国的后殖民批评进一步深化。     

后殖民批评与世纪之交的"国民性"讨论

世纪之交,有关“国民性”的话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冯骥才、刘禾从后殖民批评角度,认为梁启超、鲁迅等提出的“国民性”命题是“中了传教士的奸计”,是对“欧洲人本来用来维系自己种族优势的话语”的“屈从”。对此,不少批评者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反驳这种观点,并通过各自的论争,揭示了刘禾所谓“国民性”是一种“神话”的命题本身就是一种神话。     

《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论争研究》序

<正>论争是近现代以来曲学界审视、解读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衍变态势与纠结现象的一个牵涉诸多复杂因素、颇具理性思辨特质的学术热点。不论从文献的梳理编纂还是论著的建构表述,戏曲理论批评论争都是一个不能忽略、不可遗漏的重要内容,不仅文学史、戏曲史往往把它作为切入明代戏曲理论批评纷乱格局的关键,而且涌现出许多以明代戏曲理论批评论争为专题的论文,使对这一簇聚人气潜蕴学理的热络问题的观照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走向纵深、走向缜密。尤为珍贵的是,由此引起的相关研     

重读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

梁实秋并未蓄意鼓吹“与抗战无关”论,只是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自然延伸,但在抗战情势下,更加不合时宜。批评文章易见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显示了论争另一方观点和方法的片面性。更多的史料表明,粱实秋的“有关”与“无关”,实乃“直接有关”和“间接有关”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