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大赋与阴阳五行说关系的两点补充

汉大赋与阴阳五行说的关系,我们在《论邹衍对汉赋的影响》①一文中已经做了初步的探讨。为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充分的阐述,我们想从汉代赋家的思想渊源及汉大赋产生的时间、地点方面对它再略做两点必要的补充,以求教于方家同人。一、汉代赋家的思想渊源要阐明汉大赋与阴阳五行说的关系,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汉代赋家的思想渊源,看一看他们的思想究竟受到了哪些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中到底有没有阴阳五行说的成分。     

《史记》成书浅谈

<正>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杰作。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从这两方面给予评价的。也正因为《史记》的出现,我们说,司马迁是伟大的、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能够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呢?多少年来,对于这一问题,问津者甚多,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对这一问题的专论。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迁,学习他的伟大精神,更好地批判继承《史记》这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本文试就《史记》成书原因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略论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兼驳班固的道家说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究竟是属于道家的还是属于儒家的?对这个问题,班固的回答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发挥并修改了扬雄、班彪的意见,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自班氏此论一出,后世的司马迁研究者几乎都继承其说,正如刘宋裴駰在《史记集解·序》中所指出的:“固之所言,世称其当。”直到解放后出版的一些史学、文学著作,也有不少肯定了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属于道家而不是属于儒家的说法。     

赋体之源不在古诗内部——答孙尧年同志

孙尧年同志提出《〈赋体源流辨〉驳议》一文来与我商榷,这是应该欢迎的.惜其持论多所不当,故仍未敢苟同.兹择其要者答复如下.一、孙文认为“李文否定赋源于诗六义说(以下简称六义源说)是正确的,有意义的,但否定班固的赋源于诗说(以下简称诗源说),是错误的.理由是:班固的诗源说与六义源说“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区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诬蔑

对待群众革命运动的态度问题,向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如何,是鉴别革命立场是否坚定,观点方法是否正确的试金石,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标志。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三种不同的态度,这就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     

《药性赋》和《伤寒药性赋》的赋学特征

赋体生成演变的过程漫长而复杂,但其主要创作特征是铺陈夸饰,这在汉大赋里表现最为突出。汉大赋的这种体裁特征为《药性赋》和《伤寒药性赋》等中医药赋所继承并发展：铺陈篇幅扩大,品物分类细化;句式由散而骈,语词也趋于多样;风格由凭虚夸饰走向征实和科学。这些发展使赋体中医药文献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特色,体现了赋体向原本杂文学方向回归的现实和异于纯文学赋创作的另一条轨迹。     

角度新颖,见解深刻,论证科学——读张大可同志《史记论赞辑释》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和文学著作,这些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司马迁有没有史学理论呢?对他的理论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往往被人们忽略。张大可同志编写《史记论赞辑释》主要就是为了帮助读者认识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司马迁有一个“完整的史论体系”,最集中、最明显地表现在“论赞”中。作者的这一见解和论断系统地表述在本书前面两万多字的序论中。在这里,作者把司马迁那些对于天人关系,对于人类社会各部门、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对于历史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对于作为一个历史家在如此纷纭复杂的事物和史料面前应有怎样的态度和原则,以及他自己为什么要采用这由五部分构成的纪传体等有关的理论观点,     

为辩证法划界——《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述评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我们对形而上学的“敌视”、“拒斥”和“消解”,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是否有理由说:“后形而上学”时代就是辩证法的时代呢?也即是说,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辩证法能否取代形而上学呢?对这一问题,恐怕很难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所理解的“辩证法”不但     

论汉大赋的描绘性特征

汉大赋的主要文学特征是其描绘性.它以老庄的崇尚自然为文化底蕴,把自然万物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观照对象来加以拓写和描绘.其景物描写不再是作家感情、心志的载体,而是一种独立的自然存在;汉大赋以大为美,状大物、写壮景;状物细腻,描摹逼真;辞藻繁缛,用语典雅.这固然是赋作为一种文体的特殊性所决定,汉代楚文化的兴盛等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试论汉大赋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司马相如赋为例

从赋之源流来看,古诗之流,源于谐、隐之说等,都是从赋单独作为一种文体而呈现的本色来论述的,虽然受外部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但赋体铺陈事物、一气呵成之势,讽一劝百之鸣,实为妙用。本文将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此来矫正汉儒对大赋的艺术形式的批判态度。一是从汉儒对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形式的批判角度来论述;二是从时代、思想角度来论述;三是从赋体本身在汉初发展特点角度来述说。     

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是文学思潮吗?

无可否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在欧洲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端重要的,不可等闲视之。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就不可能有欧洲近代资产阶级文学。然而,是否可以说,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就是独立的文学思潮呢?《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简编》(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一九八○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思潮》)的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在《思潮》的绪言中     

论汉大赋描写繁琐的原因

汉大赋描写具有繁琐的特点,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汉代经学繁琐风气影响的结果。通过对汉代经学发展过程和汉大赋创作情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汉大赋描写繁琐的特点是由赋重铺陈的传统、汉人重认知功用的赋学观、赋作家的创作心态以及时代审美追求等原因造成的。     

赋与诗歌的形象思维

在目前所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中,阐述比兴与形象思维关系者甚多,而对赋的艺术特点却缺少应有的重视;有的文章甚至有意无意地把赋排斥于形象思维之外,应该说这是片面的.赋、比、兴是从《诗经》开始就大量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最初与风、雅、颂合称"诗六义".在《周礼·春官》及《诗大序》中排列的次序是:风、赋、比、兴、雅、颂.这个顺序是否有特别的意义,已很难详察,但古人并无重比兴而轻赋的意思,大约是不成问题的.什么是赋?郑玄《周礼·春官》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疏《诗大序》,则云:"诗文直陈其事,不譬者,皆赋辞也."宋代李仲蒙论赋比兴注意诗的抒情特征,故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说有异同,大旨相近.凡"直书其事"(朱熹语),不借物发端,求诸比喻者皆是赋.它表现形象,是直接的刻划、描绘与叙述.     

论谢灵运《山居赋》的艺术特征及其赋史意义

《山居赋》是谢灵运退居会稽始宁墅期间所作的山水大赋.其内容上借赋体状山水之美,写山居之乐,抒自适之情;体式上采用汉大赋结构,又为之自注;手法上写实与铺排兼备,而以写实为主.《山居赋》在艺术上的诸多创造代表了山水赋之极高成就,影响了古代山水诗的发展,引领了南北朝山水小品文,一赋而牵动山水赋、山水诗、山水文,其在赋史和山水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及特殊地位可见一斑.     

留学爱尔兰有更多的理由

——本刊在2002年第四期《怎样选择欧洲留学?》一文中已经提到爱尔兰是一个以英语为标准的国家,据说,爱尔兰人甚至认为他们的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要标准。因此,仅凭这一点,你是否考虑前往爱尔兰留学呢?     

《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     

汉大赋与汉儒学

<正> 两汉文坛,先后涌现出许多骚体赋、骋辞大赋和抒情小赋的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汉代文学的正宗;他们的创作实践,预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而在这些赋体文学中,作为一代独立文学样式的骋辞大赋,即通常所称的汉大赋,则更以其崭新的面貌,运用华丽端庄的辞藻,囊括万物的格局,显示出汉帝国如日中天的宏伟气魄,张扬了汉帝国的赫赫威仪,因此受到了统治者的鼓励和提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文选》所录《舞赋》系宋玉所作考论

《古文苑》所录署名宋玉的《舞赋》,全文266字,几乎全部包含在《昭明文选》所录署名傅武仲的《舞赋》中。到底是傅武仲抄袭了宋玉的文章加以增补后,署名为己作呢?还是谁砍削了傅武仲的文章,署名为宋玉作呢?抑或有这种情况:傅武仲根本没有作《舞赋》,《昭明文选》中的《舞赋》原为宋玉所作,在传播过程中张冠李戴了?从审美观而论,傅武仲所持的是儒家审美观,在情感上他是否定和排斥郑卫之音的,而《文选·舞赋》却是热情赞美郑舞的,因此从创作主体意识上讲,傅武仲创作《舞赋》是绝不可能的。再从才情而论,傅武仲艺术才情平庸,文笔笨拙,他也不可能创作《舞赋》。《文选.舞赋》在行文格式及语言风格上与宋玉的其他作品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判定可能系宋玉所作;而《古文苑》所载《舞赋》,系流传过程中被人任意删削的残篇断简。     

从班固的《两都赋》看汉大赋的体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赋体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赋以其雄浑、壮阔的艺术效果反映了大汉帝国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写京都、田猎的骋辞大赋尤其能反映汉赋的特色与时代精神。本文试图以汉大赋的代表作品班固的《两都赋》为出发点,考察汉大赋在体制、风格方面的特点。     

也谈《大随求陀罗尼》经——与叶瑞宝同志商榷

《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叶瑞宝同志《瑞光塔发现成平本<大随求陀罗尼>经刻印地区的探讨》(以下简称“叶文”)一文,对许鸣岐同志《瑞光寺塔古经纸的研究》(《文物》1979年第十一期,以下简称“许文”)提出异议,认为《许文》提到刻印该经纸属当时杭州盛产的皮料纸,应属当地所产,肯定此经是“杭州刻印”的说法不确切,从而历举若干理由,认为可能是“苏州所刻”。我作为这份北宋刻经的参观者之一,对此发生很大兴趣。苏州在当时是否刻印过佛经,根据各种历史材料的推测,理所当然地不应该排斥这个可能。但就这份经咒来说,根据《叶文》所提供的论证,不无可疑。略抒愚见,愿与作者商榷。《叶文》第一条理由是,苏州知州张去华偕同长洲、吴县大小官员共十九人为消灾祈福刻印此经,认为“这么多的官绅,只刻一张经,不在百工云集的苏州刻印,而要拿到杭州去刻印,有什么必要呢?”这和下面所提第四条理由“当然可以写好底稿,拿到杭州去刻,但可能性不大”互相呼应。我认为杭州刻印事业,在宋代已相当发达,这一点,历来版本学家几乎异口同声都作过定论,流传的宋版书也较多,而且距咸平前不久,吴越国主钱俶(92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