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马共和晚期的内战

本文就古罗马文学家阿庇安所记罗马共和晚期内战的某些定性提出异议,就恩格斯所言内战“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提出质疑。本文略论了战争的起源,界定了战争与冲突的区别,内战的涵义。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为的是土地占有权、分配权、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格拉古兄弟之死,萨特宁之亡,德鲁苏被杀,只能谓之为冲突,不可定为内战。意大利人的同盟战争,西西里岛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都属于内战,但是为争取公民权、人身自由权,不是为争取土地所有权。苏拉和马略,凯撒与庞培,安东尼与屋大维先后的内战,是争夺独裁者宝座,是奴隶主统治集团争权夺位而引发,更不是为争夺土地所有权。     

罗马共和时期司法机制论

罗马共和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形式:程式诉讼。它在古代罗马国家的法律创制,尤其在私法的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决定了罗马私法的特点。程式诉讼形式在裁判官、承审员、当事人、律师与法学家之间产生了一种共生的司法机制。当事人产生纠纷后,须先取得裁判官颁发的程式,并就法律争议点与案件事实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将案件诉至承审员;承审员需按程式规定,就案件法律争议点与事实范围进行审理。伴随着法律增多与诉讼复杂,代理他人诉讼的法律职业出现,法学产生。围绕程式诉讼却又不具备法律知识的人们要向具备法律知识的法学家请教,而免费提供法律知识却不参与诉讼活动的法学家,通过古希腊的哲学方法,主要是辩证法与论题术,将其运用于法律研习之中。法学家凝练了法律概念,促进了法律向论题化、条理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体系化的法学知识。因此,罗马私法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拜共和时期这一共生司法机制之功。     

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制度

罗马从王政到共和体制的转变并不是通过一次暴动来完成的，罗马共和制度的形成也不像古代罗马传统作家所说的那样，是为防范专制政权而进行的理性创设。事实上，罗马共和体制的形成既受到了当时意大利其他各邦存在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同时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罗马共和时期凯旋式的历史考察

罗马共和时期战争频仍,军队和军功极受国家和社会重视,取得重大胜利的高级将领可以举行凯旋式。凯旋式与罗马人的家族荣誉、政治升迂和经济利益等密切相关,既是岁马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罗马人追求的最高荣誉。而凯旋式的申请资格、批准程序和举办规模等方面的漫长演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共和时期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制度

罗马从王政到共和体制的转变并不是通过一次暴动来完成的,罗马共和制度的形成也不像古代罗马传统作家所说的那样,是为防范专制政权而进行的理性创设。事实上,罗马共和体制的形成既受到了当时意大利其他各邦存在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同时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凉山彝族传统生态道德观探析

在彝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中,蕴含着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环境相适应、节制欲望、适度消费等生态保护观。这些生态保护观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儒家传统道德观与我国道德教育

近年来,对儒家传统道德的关注成为我国学校德育的热点。儒家传统道德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主要表现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本位和以抽象的共性压抑具体的个性。要辩证认识儒家传统道德观,在批判继承中实现超越,并以实践为基础确立和谐的道德教育观,整合传统道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论影响大学生道德观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

文章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大学生道德观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提出了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导,社会教育是补充的观点。     

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道德观

可持续发展是 2 0世纪人类经济道德观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 ,是人类“环境哲学”的重大进步 ,也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树立新的经济发展观、生态产业观、技术观、资源价值观 ,倡导文明生产观、生态消费观、国际经济合作观 ,是构筑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道德新体系的主旋律。     

从《孟子微》看康有为社会道德观的得失

有为的《孟子微》,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对中国传统道德观的继承,对西方道德的吸收,对近代新功利主义的提倡,以及对未来社会道德理想的憧憬,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转换的标志。《孟子微》中提出的道德与“天则”“教化”说、道德与“人禽之辨”、道德与“三世”说,至今仍具有借鉴的价值。     

共和时期罗马教育基本形态探析

共和早期的罗马教育主要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由父母和家庭教师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其内容包括道德训诫和知识传授两个方面.公元前3世纪中期罗马出现了学校,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由初级学校、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构成的三级学校教育体系.这种三级教育体系的形成确立了罗马教育的基本形态.     

论共和前期罗马官员的传统美德

共和前期古罗马官员的美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仅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而且生活简朴,拒绝奢华,保持了"农夫"的淳朴形象。公务活动中,他们在金钱诱惑面前能廉洁自重,拒绝贿赂,不以权谋私,保持了政府官员在罗马公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他们自觉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个人事业与国家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自身的廉洁作风保证了政治的清明和国家的稳定。     

古罗马文学家与奥古斯都的社会道德改革运动

奥古斯都建立元首政治后,发动了一场以恢复传统宗教信仰和道德的社会道德改革运动。维吉尔、贺拉斯、李维等古罗马文学家积极回应奥古斯都的复兴举措,赞颂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为他的全方位改革扫清了障碍,为罗马公民的宗教和道德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从而避免了内乱,复兴和发展了经济,缓和了帝国初期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有效稳定了社会秩序。     

论共和国前期罗马法的“世俗化”

罗马法的世俗化是罗马法历史发展演进的结果。世俗化的本质是去宗教化,反映的是人对神的驱逐。罗马共和国前期发生的罗马法走出神龛、为平民所知悉并不是"世俗化"的表现,而是大众化过程。因为当时不具有"去宗教"的社会意识形态。     

传统仁爱精神与社会主义公德建设

崇尚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仁爱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公德意识。仁爱在社会主义公德建设中仍具有重要继承价值。     

论共和前期罗马公民的爱国奉献精神

共和之初的罗马为了生存与发展,不断地与强敌抗争,在短短的300多年中,罗马就由台伯河畔的小城邦一跃成为囊括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罗马民族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个人的事业与国家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忠勇卫国,甘于牺牲”的爱国奉献精神,从而有效地推进了国家的扩张进程。     

论纵横家对传统道德的叛逆

先秦纵横家对传统道德的叛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横家破除了传统的圣王合一观念,提出了圣王相分的主张,使得以权力为本位的"王"的观念与以知识为本位的"圣"的观念相互分离;二是他们以功利主义态度来对待义等传统道德规范,提倡一种超人主义道德观。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宗教观念与政治观念

宗教与政治在三个层次上发生关联,就罗马共和国而言,宗教观念对政治观念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大会与元老院扮演着不同的宗教角色;政治观念对宗教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政治机构对宗教观念的制约.罗马宗教由于罗马的民主政治这种世俗力量强烈作用,几乎完全丧失了神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