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文化

世界和平是全球化的当代国际关系所共同关注和倡导的重要价值观之一。中国和平文化源远流长、丰富深厚 ,无论是儒家、墨家、道家、兵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还是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这五大宗教 ,都可为倡导和平提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中国和平形象的构建：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上为确立中国和平形象．邓小平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新形势下，江泽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巩固了中国和平形象。面对新的时代要求，胡锦涛提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思想，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和平形象。     

中国和平形象的构建: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和平崛起和平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上为确立中国和平形象,邓小平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新形势下,江泽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巩固了中国和平形象.面对新的时代要求,胡锦涛提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思想,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和平形象.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的基本内涵:一是以禁暴除乱和安国保民为战争的终极目的;二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获胜的理想结局;三是以“修道保法”和赢得人心为战争获胜的坚实基础;四是高度重视智谋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五是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常备不懈为和平的可靠保障。先秦兵家和平思想有着久远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首先,爱好和平、追求和平和维护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华民族在战争理念上赞成并支持反抗侵略的防御战争而反对向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其次,批判不义战争、谴责滥杀和破坏是历代贤哲的一致做法。兵家和平思想在今天仍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第一,它为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反对不义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思想武器;第二,它为我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     

和平学与全球化时代的和平建设

和平学分为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活动三大领域。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而且意味着消除饥饿、难民、污染、歧视等问题,从而创建一种和谐共生的全球环境。全球化世界的特征之一是跨文化、跨宗教和跨民族,政治行为和管理措施面对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挑战,其基础主要是人际交往的共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可能做到既承担责任又远离暴力。     

"和合"文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哲学诠释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传统价值的核心。“和平崛起”则是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战略。本文试图用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从哲学的维度来对这一伟大理论进行诠释,为当前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的指导意义。     

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和平崛起是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和平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毛泽东的和平为上论断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对二战后国际形势和平走向的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提出和平为上的新论断。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既体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战略目标取向,又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追求世界公正、平等和平的内涵特色,为中国国家建设引路导航。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研究毛泽东的和平为上论断,对于指导当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华复兴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的伟大战略抉择.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所扮演角色的追问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会加速解构西方传统霸权崛起理论在国际社会的习惯性影响,开辟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平发展的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构成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必须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打造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     

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哲学意蕴--以"中和"的范畴为视角

传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中和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思想源泉。具体表现为:(1)亦A亦B:互利双赢;(2)A而不A’:和而不同;(3)A中有B:你中有我。     

论和平函数与和平系数——关于和平程度的计算法

任何交往体的和平程度都是可计算的。影响交往体和平程度的两个基本参数是规则与执行,即如果交往事件被合理规则(x)限定得越多,或规则执行程度(y)越高,交往体的和平程度就越高,其函数为P=f(x,y)=xy,xy的值就是和平系数,亦即和平值。在运用和平函数时,虽然会因调查、统计的误差而产生初始数据与计算结果的误差,但它适用于一切交往体与交往事件;能反映交往体秩序受哪些条件制约;能为定量计算与预测交往体秩序提供基本公式;能反映交往体的有效组织程度与和平程度;能强化论证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还能描述社会转型期与国际政治的和平程度。     

“和”的现代意义

当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人与自然关系失和、人与人关系疏离.在世界并不太平、人世关系紧张的语境下,本文之所以要重新解读"和"这一中国美学中十分重要的范畴,是因为它"有适合于现代人的生活和需要的内容".它可为"人心的安顿、心灵的慰藉和滋养"、人文精神的提升、"家园的建构"乃至消泯紧张,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人文智慧.     

试论沃尔波尔的和平外交政策

沃尔波尔执政期间,对内巩固汉诺威王朝的政治稳定,发展英国经贸,对外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避免英国参加欧洲战争,维持欧洲均势,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和平外交政策保证了英国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以后的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     

治安法官研究

治安法官制度诞生于英国,迄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治安法官在经历了14-18世纪的鼎盛时期后进入衰退期,并在19世纪实现现代转型.虽然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治安法官并不完全相同,但各国或地区的治安法官制度的核心构成因素存在着诸多共性,共同构成了治安法官的现代运行形态.该制度近700年的发展史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有效化解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冲突等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英国都铎时期经济社会视野中的治安法官

治安法官本来是英国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一种地方基层司法文官,但是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特殊的国内时势,赋予了它新的角色和职能,使它派生出广泛而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权力,而且它和其所赖以依存的社会基础———乡绅阶层在建立英国近代国家和具有世界意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此作以历史检视,对于探溯英国的近代“起飞”和崛起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必要性。     

清末两次“保和会”参与之前后

1899年清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次保和会,会后清政府决定批准1899年海牙公约中的三个。但由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清政府未能完成批准条约的工作。1904年,为了通过红十字会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东三省难民,清政府开展外交努力,完成了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与批准第一次保和会三约。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召开,清政府再次参与。会后清政府经仔细研讨,批准第二次保和会十四约中的八个。清末两次保和会之参与,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滥觞,并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     

麦克阿瑟与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

日本国和平宪法并非日本方面所构想,而是由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所制定,日本政府为了天皇制的存续迫不得已而接受。不过,麦克阿瑟当时并没有强加宪法修改草案的意图,而是希望日本政府尽可能地发挥主体性自主完成。只是由于日本政府不顾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多次督促而一味消极应对,幻想通过对旧宪法尽可能少的修改应付差事所导致。亦即,日本政府的"外交直感"实际上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并不如吉田所说的那样敏于时势。在这样的一种被占领国与占领军之间极为特殊的外交谈判中日本原本可以处于主动地位的。     

道德·大同·世界和平——简论孙中山的和平思想

孙中山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世纪伟人。“以建民国 ,以进大同”① ,他为三民主义和大同理想奋斗了一生 ,真可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据刘望龄教授辑注的《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 :在他收录的 2 99件遗墨中 ,书写“博爱”的有 49件 ,题赠“天下为公”和“大同”的有 40件 (内中一件恭录《礼记·礼运》大同篇全文 ) ,两者合计共 89件 ,占所辑遗墨总数的 2 9% ② 。可见中山先生对大同博爱向往之深、追求之切。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的结尾 ,孙中山谆谆教导国人 :“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 ,去统一世界 ,成一个大同之治 ,这便是我们四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