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分利秩序的乡土逻辑:基于西部Y县的调查

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已逐步演化为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分利秩序的构建来应对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由此导致基层政权的乡土实践偏离国家制度文本的惠农初衷。西部Y县的乡土经验表明：分利秩序根植于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等交织的复杂生态,是促成分利联盟透过制度异化实现利益均衡的隐性规则。分利秩序不仅割断国家供给与农民诉求,还弱化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要打破这种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规则,一方面必须对乡镇放权赋能,平衡其权力责任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将农民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乡镇治理的重要力量,以实现西部乡镇的合作治理。     

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

鼓励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农业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调查发现,大量资本下乡并非遵循经济逻辑,而是遵循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政府无法通过与弱质性和高度分散的农民有效对接实现政治任务和治理目标,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形式上完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化解了农业治理困境。但资本下乡并没有推动农业发展,其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反而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依靠资本下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论降低农户经营市场交易成本的意义与途径

本文论述了降低农户经营市场交易成本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发展、增加农民经营收入、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的重要意义 ,提出要通过扩大交易规模、构建农情信息网、运用交易技术、整顿交易秩序、强化政府及职能部门功能、发展中介组织等途径节约市场交易成本     

"两田制"变迁的经济解释

"两田制"是家庭承包制改革以来重要的土地制度创新之一,是农村集体与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规模经营与土地收益控制的结果."两田制"的收益与成本具有非对称性,集体与地方政府是最大受益者,而因土地使用竞争退出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是制度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人.随着农业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两田制"的制度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危及农村稳定发展,最终被国家强制取缔.″两田制″的经验说明,各地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应遵循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原则.     

村集体角色与土地流转秩序——两种组织化流转模式的比较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地规模化经营的需求不断凸显。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以村集体为载体的组织化流转成为推动农业转型的重要途径。皖南F县的两种组织化流转事实表明：流转方式不同,村集体的角色不同,形成的土地流转秩序也有很大的差异。在行政主导的组织化流转中,村集体扮演的是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村集体介入下流转关系发生了异化,从而造成了大户霸租、农户霸地的治理困境;而当组织化流转以村民自治的形式进行时,作为农民的联合体,村集体获得了农户的充分授权,交易双方的市场关系也得以保留,土地秩序实现了良性运转。因此,要充分认识制度安排对流转秩序的影响,防范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土地流转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保持村民自治活力和规范性的制度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做好农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当前农业规模经营的三种路径

基于调查经验和文献梳理,文章辨析了当前我国农业规模经营中三种路径的内在机制和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农业企业化路径虽然改变了小农经济的面貌,却无法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监督和高度风险问题;农业企业化的失效催生了一大批规模适当的家庭农场,因为经营效果较佳,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但是各地政府出台的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却在消解着以"中坚农民"为经营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存在空间,而这些"中坚农民"不仅改造着传统农业而且在村庄中发挥着中间阶层的作用。     

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中国农民目前面临着经营规模过小、社区成员异质性加大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少的现实约束,这导致他们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过大,同时由于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缺位,使得制度创新缺乏必要的外部支持.这些是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手段就是要加大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减少农民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休闲农业发展探讨

休闲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产业之一。休闲农业的发展主要有以休闲农庄和民族文化休闲的农民直接参与休闲农业,以"企业 农户"和"政府 农户"的间接参与农业经营模式,目前中国休闲农业的发展整体存在规划滞后、规模小等方面问题,应从大力加强休闲农业统一规划、加大资金投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采取措施。     

从“自利”到“自制”:村级治理规避“分利秩序”的机制分析——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考察对象

在利益密集型村庄,"分利秩序"成为瓦解村级基层组织合法性的关键变量,探讨如何规避"分利秩序"的问题便具有政策研究意义。本文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郊村村级基层组织现状的考察,发现村级基层组织在三个层面发生改组:第一,村干部通过内部分工与分层完成"双重角色"的分离;第二,通过调整村级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以实现权力的集权化;第三,通过"嵌入式"镇管村体制将村级权力运作的外部监督制度化。村级治理在权力主体、权力结构和镇村关系三个层面的变化重塑了村干部的行为逻辑,村干部由"结构性自利"转变为"结构性自制",从而实现对"分利秩序"的规避,为利益密集型村庄走出村治困境提供了新的经验与路径。     

分利秩序、治理取向与场域耦合：一项来自“过渡型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 市场 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 市场 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     

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分析

地方政府合作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为实现区域共同利益,应对区域公共问题的互动交易过程。基于此,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困境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培育地方政府合作共识、完善地方政府合作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合作运行机制,降低地方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实现跨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     

地方政府联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行为分析

明晰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指出地方政府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地方政府在个体理性支配下达到纳什均衡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投入总量小于整体理性支配下帕累托最优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投入之和。为实现整体理性支配下帕累托最优,必须实现地方政府联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本文着重分析了地方政府联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动力、过程和保障机制。     

哪一种适度规模？——适度规模经营的社会学解释

适度规模是一个最优化的状态,但它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就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和最优化结果,所以,有一个“哪一种适度规模”的问题。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适度规模的形成逻辑,分别从农业、农民、村集体和政府四种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逻辑。其中,农业的适度规模比较纯粹却容易引发社会政治风险;农民的适度规模比较灵活却未必可以持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都很积极,但中央政府的态度却是模糊的。作为不同的适度规模模式的折衷与平衡,家庭经营范围内的规模化发展将成为一种最具有生命力的适度规模模式。     

论基于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农田发展权制度建设

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农民增收困难说明农民发展权力受到侵害。我国现行基本农田制度剥夺了农民的基本农田发展权,限制了农民的务农收入的增长、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导致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创设基本农田发展权,包括合理审定基本农田的用途、规范基本农田征地过程、规范土地出让金分配。为了保障基本农田发展权制度的有效实施,中央政府应当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农业现代化目标体系、地方政府农业现代化考核体系、地方政府农现代化监督体系。     

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各地方形成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热潮,但是人们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理解差异甚大,如有人把新型职业农民理解为"农业工人",有人则理解为农业投资者或农村经纪人,更有人把新型职业农民理解为农业企业经理或农业企业工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间接驱逐与身份改造——大都市郊区农业规模经营的治理逻辑

在大都市城郊的农业生产领域,由于本地农民的退出,异地务农者成为地方农业发展的主力,农业劳动力的“土客替代”现象普遍发生。异地务农者为大都市城郊农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治理顽疾。作为回应,地方政府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希图以此来化解基层社会的治理困境。文章以上海城郊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为典型案例,着重分析粮食生产领域的实质性规模经营,与经济作物种植领域的形式化规模经营,如何分别实现对异地务农者的间接驱逐和身份改造,最终达至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研究发现,大城市郊区农业规模经营已超越纯粹的经济逻辑,隐含着深刻的治理意蕴,这与中西部纯农区的农业规模经营有着本质的不同。依靠政府过度干预并以社会治理为依归的农业规模经营,在实践中扭曲着资源配置,并暴露出可持续性的危机,因此,其难以成为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更不具备推广价值。     

农业企业化经营中的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

农业企业化经营是指用企业的经营思想或理念去经营农业，其经营的过程主要涉及农户、企业和政府三方，他们之间在农业企业化经营中的收益分配问题和经营成本、收益问题，是农业企业化经营中的核心问题。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视角，通过对产权制度与交易费用、规模经济理论等的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建立激励政府人员参与经营的机制、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和市场意识以及着力培养农村能人等解决的对策。     

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交易成本解释——以山东舜耕合作社为例

以山东供销社改革中发展起来的舜耕合作社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交易成本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山东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经济合理性在于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耕地的经营效益;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双方通过选择紧密程度较高的垂直协作模式,可以降低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最终在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的基础上提高土地生产率。而为了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与其服务需求方的协作紧密程度,政府应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建设;村社组织应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挖掘自身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潜力;农业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等则应不断提升科研水平,以供给更加优质、高效、低成本的农资和农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     

民族地区“三农”发展转型、问题转变与治理转换——基于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比较分析

民族地区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对比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逐步实现了从"生存型农业、传统乡村、温饱生活"向"市场型农业、社区型农村、小康生活"的转型,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从"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普遍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转变为"农业生态退化、农民生计脆弱、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因此,政府应调整"三农"问题整体治理思路,实现农业生态退化问题合作治理、农民生计脆弱问题社会化治理和农村治理有效性不足问题法治化治理,全力推动民族地区"三农"现代化发展。     

中国国有企业交易成本研究

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总的划分包括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企业与外部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及企业内部管理交易成本三大类。从企业管理者处理政府管制所花费的时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代理成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度量进行分析,可见,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导致总成本踞高不下,经济效率低。为此,应从实行复合产权制度,强化法律契约,规范市场信用秩序和完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等方面来降低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