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未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抓手。为了探寻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利用2000—2017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构建了PVAR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全国和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和城镇化之间呈正向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都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能促进农地流转，但却不利于城镇化发展。中部地区，从长期看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但却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镇化发展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明显，但能够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尽管长期看来在促进农地流转上效果不是很明显，却有利于城镇化发展。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城镇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也不是很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农地流转和城镇化的影响也太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易于操作的对策建议以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农地经营权配置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手段,而明确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测算了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实证分析了农地经营权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OLS回归分析发现,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更加有利于高收入农户,明显地提高了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因此,应当保证农地自由流转,促进农地经营权集中,提高大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收入农户,应当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保障其生活水平.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本文通过对成都平原的调查,分析了农户非农收入、当前农地的功能、农地流转收益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加快农地流转提供决策依据.     

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孰因孰果?

已有研究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证据表明劳动力转移和农地转出两者之间,究竟孰为因孰为果,在计量处理上对内生性问题也未给予足够关注并有效解决。本文采用广东、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和气候数据库数据,寻找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工具变量,从互为因果的两个方向验证分析了农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地转出不会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但劳动力转移显著影响农地转出。在明确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作用方向的基础上,采用Probit模型的回归分析表明：在统计意义上,劳动力转移正向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但是从系数值看,劳动力转移比例增加1%,农地转出增加仅为0.264%,表明在经济意义上,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影响程度相对较弱。由此提出,促进我国农地流转集中及其农业规模经营发展,通过“人动驱动地动”仅是制度安排的一个方面,需匹配其他相关的政策制度一并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激励效应。     

村集体中介服务能否促进农地高效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双赢？

挖掘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中介服务潜能对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从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视角出发,构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市场和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12省（自治区）931份流转户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从农地流转数量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表现为仅促进了转入规模的扩大;（2）从农地流转质量看,对于流转双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均有效促进了流转期限的增加和书面契约的实现,即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引导农地实现规范化、长期化流转;（3）从增收效应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流转双方的收入提升,且对转入户收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在未来的农地流转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村集体的中介服务职能、让村集体做好农地流转的“裁判员”,从而实现农地高效流转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陕西省农村地区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点;利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出行为与流入行为两个方面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特征与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强化土地流转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构建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降低土地流转风险,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中持续、稳定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可促进农地流转良性、有序发展。     

少数民族聚居区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内蒙古农户的数据

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是当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支点.本文基于2012年底在蒙古族最大的聚居区——内蒙古通辽市的8个自然村进行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是,影响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除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耕地的面积、租金的高低、家庭人口数和户主的年龄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里关系”.其中,这种“城里关系”只对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有影响,对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破解农地制度悖论的有效路径

稳定农地承包关系是农地制度安排的大局,但农地调整是制度公平的体现和农民利益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蕴涵着农地调整的逻辑必然。农地制度稳定与调整的制度悖论解决需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交易效率视角下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随着现行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边际效益递减,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交易效率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村土地市场交易效率的重要影响,并结合交易效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因素,最后对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建议。     

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因素的调查与思考——以重庆市璧山县农户调查为例

农地流转是解决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撂荒及闲置的有效途径,对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农地流转的供给者,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对农地使用权流转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以重庆市壁山县为例,通过对5个镇156户农户的随机抽样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因素,以期为加快农地流转和培育农地流转市场提供依据和支持。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地流转研究质性分析与框架建构

中国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农地流转是中国当前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和难点所在,农地流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问题亟待解决。运用扎根理论,对国内农地流转研究较为权威的7种期刊中相关文献进行质性分析,发现国内农地流转研究的6大主范畴,即外部环境、主体特质、中介机构、效果分析、效率优化和制度改进,进而以农地流转效果作为核心范畴统领6大主范畴,建构农地流转效果影响路径框架模型,并对该框架模型进行阐释。在模型中发现国内农地流转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的3种影响关系,并对未来国内农地流转的研究趋势进行预判。     

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初探

从当前农地资源利用与配置不尽合理,尤其是农地流转与利益补偿机制缺乏的现状出发,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地制度也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着重探讨了新形势下应如何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促进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和农地资源的有效流转与合理配置,推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国当前加强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农地流转中转出户的福利效应——基于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基于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农地流转模式的比较分析,采用非实验评价策略识别农地转出户流转福利效应及两种流转模式下的福利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控制农户人力资本特征后,政府主导型农地转出户福利效应远高于市场主导型农地转出户;而进一步运用两期面板数据进行双重差分倾向匹配,控制区域特征后发现,政府主导型农地转出户福利增加值要低于市场主导型农地转出户。因此,应在坚持市场在农地流转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积极培育农户人力资本,增加城镇非农就业机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农地流转的研究及启示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农地流转理论研究进行综述,指出仅仅研究影响农地流转的相关因素有其不足之处;提出今后应该重点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过程和决策理由,从而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和规律,为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寻找突破口,为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基于ISM-MICMAC的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的主要方向,而现有研究侧重于识别影响农地流转的显著因素,鲜有探讨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理。本文在梳理总结影响农地流转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结果,辨识出农地流转的14个影响因素,并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确定了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层次结构,再通过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MICMAC）计算出每个影响因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找出推动农地流转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发现,经济水平、政府的行为和态度、年龄、文化程度、细碎化、交易费用、农地确权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性驱动因素。本研究不仅提供了促进农地流转发生的科学方法,也为推动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新的实证证据。     

贸易自由化与农地制度创新

首先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提出了农地经营规模狭小分散是造成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要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必须建立健全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积极推进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其次,在分析我国目前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特点及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缓慢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必须进行农地制度创新,并根据我国不同的区域特点,构建了相应的农地制度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