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境抗争的历史演变与策略转换——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

通过对宏观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与微观的农民环境抗争演变的关联性进行历时性考察发现,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农民环境抗争的发生与演变、形式与策略、效果与后果无不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形塑、规范和限制。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抑或市场经济时期,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之间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在牺牲农民环境权益的同时促使环境问题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转化。化解这种紧张的根本之途在于深入改革经济政治体制,理顺中央、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农民环境权益的表达提供更为通畅、合理的政治机会空间。     

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的个案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关注那些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的群体在缺乏传统的政治资源时为何能获得一定的博弈能力.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中,村民环境维权的政治机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结构性机会”,包括选举与“乡政村治”、环境诉讼、寻求专家学者和民间环境组织帮助、信访等,这些结构空间发挥的作用不大.与此相比,相对开放的媒体对于事件的解决起了关键性作用,这种状况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二是“象征性机会”,包括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对环保问题的强调、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张力,以及农民维权被镇压的危险明显减少等.象征性机会通过影响农民的主观感知和心态而对他们的策略选择产生间接影响.在不同情境中,“政治机会格局”可能对媒体的实际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

在近些年有关中国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中,“依法抗争”理论极具竞争力,得到中外学界甚为广泛的认同。分析表明,“依法抗争”与其说是抗争的手法和策略,倒不如说是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作为抗争的手法和策略,依法抗争存在内在的冲突,它既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是暴力的,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未必是真正的“合法”。这种策略性抗争,难以说是真正的“依法抗争”。作为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依法抗争”恰当地突显了当今国家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赋予民众抗争的正当性,及其在实际运行和执行中所存在的实际反差。对这些“法”,不管内心信任与否,依法抗争者均可将其作为抗争行动的正当性理由。如果说在西方社会,权利已作为不证自明的普适性价值和伦理诉求,社会运动理论对抗争政治正当性理据的疏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当今中国,当民众因社会情境尚需要极力正当化其抗争行动,理论研究就没有理由不关注包含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深层问题。     

差序礼义：农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及乡土意义解读——沙岗村个案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更偏重于环境抗争行动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环境抗争的策略、组织等外显特征,对环境抗争行动者遭遇污染后如何在其规范体系中做出反应、形成行动策略的内在结构涉及较少。基于沙岗村案例中村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发现村民们行动在以“差序礼义”为特征的规范体系内：无论是与污染企业主的对抗,还是通过上访与政府发生互动,村民们做出行动决定时,首先都以其自身与企业主、政府的差序性关系定位为基础,行动策略的决定依据于其规范体系中特定关系所对应的礼义规范。村民环境抗争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乡土意义。脱离村民经验世界中的规范体系理解村民抗争行动的意义,会造成对村民行动的误解、偏见,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基于农民政治抗争路径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政治民主诉求也逐步提高了,作为村庄政治主体的农民会通过理性选择政治抗争的路径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农民在现实条件下一般都会选择日常反抗的形式,这种抗争路径非常不利于村庄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在乡村基层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实现村庄治理、维护村民利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构建一种健全的、切合实际的村庄自治模型将有利于实现国家与农村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有效博弈。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从环境政治学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来说,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精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从理论上说为其展现了比20世纪90年代初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参与空间。但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对于大量的政府依赖型环境NGO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资源渠道拓展问题,不具有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意涵)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近年来明显增加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媒体与社会责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     

社会化媒体中的“日常环境抗争”——以“PM2.5”新抗争剧目建构为例

近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同时,社会化媒体中出现环境抗争日常化现象。以"日常环境抗争"形态呈现的"PM2.5"术语的社会化媒体传播过程构成了新的抗争政治剧目。此剧目仍属"解放政治"抗争范畴,但蕴含着"生活政治"的实现可能。作为抗争对象的国家同抗争者之间的持续协商是"解放政治"的出路,而国家由抗争对象角色转变为生态舆论引导者角色则是"日常环境抗争"内化为"生活政治"的关键。     

媒介运用与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以反核事件为例

政治机会是决定一场环境抗争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民众反核事件为例,探究我国环境抗争中媒体与政治机会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另类媒体上,行动者们借助新技术搭建网络,将"有影响力的盟友"纳入其中。在传统媒体平台上,议题受到的大规模报道和争议放大了精英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关系,为反对行动营造了明确的政治机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拓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协同发挥作用,并通过"媒体循环"进一步推动政治机会升级。     

认知与自觉: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

环境抗争指环境或生态问题引发的维权行为,是与社会正义问题紧密关联的集体行为。在我国,环境抗争的行动者往往是环境污染或生态恶化的受害者。我国学者对环境抗争的分析常常落入一个实用理性的陷阱,即将分析焦点局限在索求经济或健康赔偿问题的表层,对环境抗争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不能做出深刻的解析。笔者使用＂生态认知革命＂及＂生态文化自觉＂两个理念,对我国西北地区一个村庄的环境抗争之原因、过程、结果予以描述和分析。特别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应充分考虑到地方性文化在环境抗争中的特殊意义及地方性文化与我国农民生态环境意识的连接。     

网络反腐中公共舆论的生成——基于抗争政治理论的研究

主要采取抗争政治理论分析影响我国网络反腐中公共舆论生成的相关因素。网络反腐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外的集体行动。它的结果取决于其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和公共舆论,然而网络反腐行动的发生并不必然能产生公共舆论。网络反腐是否能够产生公共舆论取决于行动主体所采取的策略、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外部的社会—政治环境。抗争政治理论可以为研究这一制度外集体行动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     

地方政府污染治理与公众环境抗争的行动逻辑--基于博弈的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矛盾局面是导致环境抗争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升级的根源。对待潜在的或者已有的环境污染侵害行为是采取行动还是保持沉默,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因角色的不同而采取着不同的行动策略。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与公众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行动逻辑,认为地方政府未来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突破复杂的利益纠葛,将公众的环境诉求纳入污染治理决策。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创业机会识别

基于奥地利学派的信息分布异质性假设和制度理论关于非正式关系是正式制度的功能性替代的观点,建立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政治关系、所处制度环境和其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框架。来自广东、重庆和陕西共324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政治关系有效地提升了企业高管对市场环境中新机会的识别,且该影响在管制政策不确定的情境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在市场法规更为有效的制度情境下,政治关系与机会识别的关系显著减弱,显示出市场化改革在制约权力寻租和经济利益转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环境抗争有三种类型: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抗争和反大坝建设,其中城市邻避抗争表现最为突出。地方政府面对城市邻避抗争,往往以官方公布停工、停建、改建和移址等处罚型、责令型、道歉型和变更型等决策行为的突发性、临机性和消极性改变作为解决方式,我们将此定义为“非常规政策变迁”,而非政策终结或失败。从历史制度主义来看,这种非常规政策变迁受到内生与外生动因相互影响,具有路径依赖并断续均衡特点,呈现权利运作间不对称关系,结果呈现正面方向发展。从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来看,消解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治理之道是要实现政府治理模式、政策决策体制、社会组织功能和社会民众心理四个方面的转变。     

房地产市场与住房利益分化的“机会结构”

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城镇居民居住条件的极大改善带来了可能,同时也塑造了新的“机会结构”。以往解释模式中的体制性因素假设和市场能力因素假设,其着眼点主要都是与劳动力市场相关联的机会结构及其变化对住房利益分化的影响,而由房地产市场所塑造的机会结构及其对住房利益分化的影响并没有引起社会分层研究的足够重视。经验分析表明,根植于房地产市场的机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成为人们参与分享城市发展红利的“结构场景”。规范、调节由房地产市场所形塑的机会结构及由其导致的利益差异,促进人们均等参与分享城市发展红利,是合理化利益分化机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造势”与“控势”: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法

农村精英的资源动员能力及其人生经历促使其成为环境抗争的领导者,而环境抗争走向依赖于他们的“造势”与“控势”能力。农村精英通过问题化、促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借助时势等“造势”策略,扩大了事件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为防止体制外行为和政治风险,他们通过弱组织化、理性化和踩线而不越线等策略进行“控势”。因此,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扮演着社会减震器作用。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到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的正功能,并主动与其建立对话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建立利益受损者的环境维权机制,也可从根本上维系社会稳定。     

“维稳压力”与“去污名化”——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基层政府往往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关系,压制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能够深刻解释内陆地区的这种现象,但难以解释海洋溢油事件中的基层政府行为.在蓬莱19-3溢油事件中,康菲石油公司对基层政府的GDP增长、税收、就业和政绩等都没有贡献,但是基层政府依然走向了渔民环境抗争的对立面.研究发现,“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机制的运转由基层政府“对上负责”体制推动,去污名化机制的运转由市县范围内旅游和海产品出口等经济利益驱动.要扭转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格局,其根本在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变动的环境组织模式与发展的环境运动网络——对福建省P县一起环境抗争运动的分析

在动员结构与社会运动发展关系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比较强调正式组织与运动网络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由于我国运动组织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度制约,其组织模式与网络关系呈现出独特的模式,其组织模式和网络关系未必是静态的,而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不断变动的.本文通过对发生在福建省P县的一起环境抗争运动的分析,展现了组织模式从无组织化到维权组织再到环境正义团体发展的可能路径.当一个地方性的环境正义团体被纳入全球化的绿色网络中后,运动网络将不仅限于熟人关系网络,这也表明,运动网络也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和组织模式的变迁而不断重构.     

边民经商的结构、实践与转型——基于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关联性考察

通过对宏观政治机会结构与微观边民经商的关联性考察,发现二者是一种单向的形塑与被形塑的关系。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抑或市场经济时期,边民经商的历史演变与行动策略、商业实践与经营转型均深深地嵌入政治机会结构之中。集体沉默、矛盾心理和跨界行动是边民基于政治机会认知和经商成本评估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深入改革经济政治体制,构筑民心相通之路是优化边民经商政治机会空间的当务之急和根本之途。     

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近年来“乡村精英”逐渐成为“三农”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学者分别从政治与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进行探讨,或作整体考察,或作分散研究,或作理论阐释,或作实践调查。在乡村精英的概念与分类、角色与地位、权力结构、形成、流动以及“超级村庄”的社区精英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讨论。但乡村精英的分类不尽合理,研究视角单一,缺乏跨学科研究的成果,缺少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之间关系的深层次考察。有必要从宏观视角思考乡村精英群体与乡村治理过程的深层次关联,通过研究后税费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的行为模式,深入分析乡村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从而凸显乡村精英研究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