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

综观有明一代 ,围绕太湖流域的水利凋敝 ,从治理下游排淤、综合整治塘浦圩田、修筑海塘等几方面入手 ,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水利过程。在治理过程中 ,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力组织 ,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工程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是 ,由于具体工程承担者的主观意图 ,导致某些工程的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 ,未能彻底改变宋代以来的太湖流域水利积弊。也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论清词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以江浙对广东的影响为个案

地域性是清词的一大特征.就清词的整体格局而言,江苏、浙江两地为绝对中心,江浙以外则为边缘区.江浙与词学边缘区的关系概言之有两方面:一方面,清词中心江浙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边缘区之词常会汲取其营养;另一方面,某些边缘地区之词也会对江浙词产生一定的逆向影响.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地域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就江浙与广东而言,近代以前,江浙词风已经波及广东,但影响还不大.近代以来,广东词坛先接受浙西词派,后崇奉常州词派,粤词之嬗变则与江浙词风息息相关.另外,广东词在全国词坛的地位也受到江浙词坛的影响.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除了宏观的考察,还应该关注某一区域内部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     

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政治史解读

政治史研究应以"政治"内涵为依据,以往研究对国家治理和政府行政等多有忽略,应该引起特别关注.以此为基点,政治史必须采取"大政治史"的姿态,才能拓展研究领域,重塑自身在史学研究中的主帅地位.乾隆朝钱塘江海塘修筑的"政治化",体现了政治理念与政府行为的密切互动,为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个案.     

"五四"前后江浙地区的"杜威热"及其与江南文化的关联

1919年至1921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应邀来华讲学,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做了120次以上的演讲.以往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论著,很忽略区域性问题.事实上杜威的讲演有近乎一半是在江浙地区进行的,且大部分关于教育的讲演都在江浙地区.从杜威在江浙地区的讲演所形成的"杜威热"和这一地区所创办的"杜威学校"切入,从江南学术传统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传播的关系、江南求真务实的学风与杜威教育理论的影响、江南书院传统与杜威"平民教育"及"杜威学校"的关联等方面,可以看出江浙地区的"杜威热"与江南文化的内在联系.     

湖州之役:朱元璋集团初抵浙西的“挫折”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到十八年(1358)二月,分别在江南的集庆路与平江路建立基地的朱元璋集团和张士诚集团,围绕浙西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终于以形成“中分浙西”格局而告一段落.其后,朱元璋集团依仗兵力优势,跨越边界,发动对张士诚集团新的攻势,这就是历时八个月的“湖州之役”.到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应天集团的攻势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中分浙西”的局势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结果的出现,深刻反映出两个集团的不同性质,是我们认识初抵浙西的朱元璋集团的一个重要窗口,对我们深入认识元明嬗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江南塘长述论

明代江南,不仅赋税额重,而且徭役数多,布解、北运、粮长、塘长等等不计其数,可谓大役不断,小役尤繁。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粮长等役,一直颇为注意,研究成果不少,有论文,有专著。唯独对于塘长,几乎无人过问。《明史·食货志》中“塘长”一项,只字未提。此后成书的明史研究论著(包括专论明代江南徭役和水利的论著在内)和各种资料,也很难找到“塘长”二字。好象不存在“塘长”之役似的,其实大为不然。     

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墙的修筑。隋朝灭陈后,江南一些城市新筑了城墙。不过由于没有重要的战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修筑城池的景象。唐朝建立后,江南地区对修造城墙渐渐重视。湖州及一些县城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新修、增筑了城垣。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时有动乱出现,一些城市继续兴筑、扩修了城垣。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不定,大量城墙或新筑或加固,江南出现了一轮修造城墙的高潮。随着战事的变化,有的城市多次对城墙加高加厚,增强城墙的防御功能。江南州级以上的城市,一般均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墙下宽上窄,环以护城河。除少部分山区县城之外,大多数的县城至唐末都修筑了城墙。江南城墙的修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是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结果,更是江南城市加快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清初钱塘诗人和毛奇龄的诗学倾向

一个地域的艺术观念和创作风气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由于这种作用的复杂和多变，不仅造成不同时期时尚的异趣，经常也带来区域内部风格的差异。在浙江这一文化区域，浙东和浙西的风土民情历来就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如果将这种不同追溯到六朝时期，有点显得过于牵强的话，那么至少到唐代，我们已可看出浙东和浙西常成为浙江的两个文化中心。到明清之际，杭州因地理密迩苏州、松江两府，习尚更多地带有江南的文化色彩，     

美人原型的置换变形——回应程世和及对《荷塘月色》的原型批评

程世和对《荷塘月色》“江南情结”的分析显在的问题是:以其他“江南”诗意义的征引代替了对“荷塘”文本意义的具体阐释,以“江南情结”的笼统概括代替了对荷花象征意义的具体把握;“江南情结”分析潜在的问题是:以反映论的文学理念把《荷塘月色》看成了是朱自清对清华园荷塘的真实描写和对江南荷塘的如实回忆。这就无视和抹煞了荷花的意象形式及其所象征的情感意义。以荷花象征美人是中国文学中十分悠远的传统。朱自清写荷花正是在荷花是美人原型象征的文学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因而,荷花在《荷塘月色》中就是朱自清潜意识中美人原型的置换变形。     

古代大运河入海通道考述

古代京杭大运河沿线主要有三大入海通道:天津通道,北运河、南运河在此与海河联结,通向渤海;江浙通道,大运河沟通淮河、长江、太湖三江、钱塘江入海水道;宁波通道,浙东运河北接大运河,东与涌江、姚江相汇后在宁波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