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实践的唯心主义

实践的唯心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那种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市民社会)的“实践的意识”(社会权力),即剥削阶级的国家。其中,“唯心主义”一词表示这类国家颠倒了公共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它对社会生活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实践的”一词则表示借以进行剥削的手段是暴力实践。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历史上第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用它来揭示作为上层建筑首领的国家的本质。     

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

2005年3月8日,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先生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题为“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的讲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姚辉教授主持了该讲座。江平教授从传统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国家观来说,国家本身是一个暴力工具,组织经济并不是国家的权力。随着理论的发展,现在认为国家具备一定的组织经济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哪些权力属于国家,哪些权力应该归市场或者归社会本身,这个界限必须划清。在方法论意义上,江平教授认为,既然市民社会是私法存在的社会基础,研究私法就离不开自然法学的思想和社会法学的思想,离不开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分析的方法。接下来,江平教授对个人权利、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进行了分析,认为私权的核心是“自由”,社会权力的核心是“自治”,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强制力”,并明确了三种权利(力)的行使顺序。在此基础上,江平教授指出了社会权力存在的基础,并阐明了社会法的含义、社会权力介入领域以及行使主体,并分析了行使社会权力面临的两大问题。最后探讨了如何从法律层面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江平教授认为和谐社会应以尊重保护私权为基础,实现国家、社会、个人权利(力)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润滑作用,并应建立民主政治,从而实现真正的和谐。     

从“社会”语义变迁看马克思“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关于"社会政治"的一般理论

“社会政治”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社会”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 ,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 ;而“社会政治”思想始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 ,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社会政治”理论与 1 9世纪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提出和研究 ,对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社会主义公共社会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公共服务”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标志着中国社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公共社会”时期。“公共社会”是一个讲究和注重公共产品、公共机制、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及其所有制性质的认识和设想还是初步的、模糊的，而如今，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整体存在并和谐发展的公共社会。社会主义的公共社会是以“公共所有”为基础，以“公共权益”为纽带，以“服务型政府”为上层建筑的。这样，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公有”转变为“共有”，然后再组合为“公共所有”的问题。     

“消失”还是“隐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之特色,认为该论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方法论启示意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凝缩启发研究者在当前乡村社会研究中去重视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并以这些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与设计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很好地弥补了国家-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能较充分地把握;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使我们意识到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多种研究传统,使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最初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是作为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发展成同政治国家对立但从本质上依附于政治国家的概念；而马克思则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独立于政治国家并决定政治国家的概念。     

论社会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少数人滥用,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十分必要。但在国家与社会一统化的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国家权力被异化,社会屈从于政治国家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要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和基础。文章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社会分权结构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等,是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具体途径。     

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点的三重维度及当代价值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只是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借用费尔巴哈主宾颠倒的方法,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简单的逻辑否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需要从一个宏观的历史发展视角去把握。除了从历史发生学的维度理解马克思以时间在先的逻辑层面提出的这一观点外,还应该看到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需要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从研究成果和思想发展的维度去解读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的内涵,以及这一观点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维对指导处理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他各方面发展关系的价值所在。     

权利与权力平衡配置的社会基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法治意义解构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蕴涵了丰富的法治思想。法治的核心思想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问题 ,而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和它的市场经济的活动形式是权力和权利平衡配置的物质基础     

社会整合与中国社会发展

马克思有关社会的发展理论仍然是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但是在具体解释一些中国历史现象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试图以社会整合为视角,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行重新论证,以弥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不足.依据社会整合,中国社会可分为六个发展阶段:血缘社会、宗法政治社会、君主专制社会、半专制半殖民地社会、现代权力社会和权力与经济并重的社会.由中国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民主化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都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这将是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社会权力的起源、表现及消亡——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社会权力是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正确理解社会权力概念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石。社会权力是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非理性的感性力量关系,它起源于自发分工造成的感性活动的异化。社会权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土地私有权,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资本,资本是社会权力与物质财富的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资本发展的最大界限就是资本本身,从它的界限中会生长出否定资本的种种感性力量,从而导致资本权力的消亡,使有个性的人代替偶然性的人。     

资本主义:一种哲学的探询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在政治上是批判性的、在哲学上是“复杂”的,这是因为,他所关注的是把日常经验范畴与经济学中的“技术性”范畴联系起来的那种意义;而且他还从哲学的层面关注“经济学范畴”在经验话语中的象征维度,以及它们与各种层次上的权力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很少使用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而是更多地使用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概念,他在其著作中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导致了不少的混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作为推动阶级斗争并进而促成社会生产及交换关系的革命的“主发条”而存在的,虽然这一概念具有一些缺陷,但其在方法论上和某些内容上依然是阶级社会分析理论的典范。     

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途径

“社会制约权力”中所说的“社会”是指市民社会，社会制约权力的逻辑起点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由此产生的国家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即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民主） ，以及达尔在孟德斯鸠、伯克、托克维尔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重集团的统治”学说，乃是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支柱。社会制约权力的实现，则依赖于市民社会对资源占有量的大小、各种利益集团的崛起、律师队伍和新闻媒介的社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律与自治。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