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举债对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基于"资产组合效应",选取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城投债视角考察了地方政府举债对本地区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推高了当地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地区国有上市公司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更强的替代性,受地方政府举债影响更明显;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相比,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受地方政府举债的影响更大,承担了更高的债务资本成本。因而,地方政府需统筹考虑地区企业融资、合理、科学举债,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创新债务融资方式;国有上市公司应关注地方政府举债,做好应对措施。     

产权制度、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

文章以沪深A股市场2009-2012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不同产权制度视角研究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其中,在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而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内部控制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由于地方分权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政治锦标赛”,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剩余控制权让渡给管理层,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管理层的“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研究同时发现,对于家族控股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由于创业者与管理者身份的合一及最终控制人的企业家本质属性,管理层权力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而对于以兼并重组方式上市的民营企业,管理层权力对内部控制质量并无显著影响.     

“营改增”改革、财政压力与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

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环保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营改增”改革后矛盾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考核的双重压力,可能会采取压低环保商品的购买价格从而减轻财政负担的做法。基于环保类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及连续型DID方法,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营改增”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进而对环保类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中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加快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加强对环保类企业的扶持力度。     

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上市公司治理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为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但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大股东侵占具有特殊性:中国上市公司多从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控股股东往往是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各级政府。在政府多元利益追求和各级政府的博弈之下,作为大股东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以利本地经济发展。因此,解决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问题也就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是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宪政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建立同时独立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     

地方政府债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效应与机制

“脱实向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其微观表现形式即企业金融化。本文从政府债务融资视角切入,基于中国政府债务数据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呈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投资潮涌效应”“融资约束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本文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厘清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成因,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实体经济的两面性影响,对于提振实体经济效率,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府干预、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4～200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地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当地地方政府干预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影响,而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可以作为制度的替代机制保护民营上市公司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风险及防范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历史虽不足十年 ,但在调整经济结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 ,许多上市公司一味地将重组当作“题材”在二级市场炒作 ,忽视了对其风险的研究 ,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重组绩效并不明显。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概况 ,指出资产重组中的风险 ,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试析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形成原因与对策组合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压力和掣肘,它在现实中表现为“蜂窝结构”、“一盘散沙”、“暗箱操作”。地方政府债务产生与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改变双方间财权与事权分配现状时的“经济人”理性,地方政府作为“双重代理人”对预算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地方政府在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的设租与寻租行为等。因此,根据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以及深层次的形成原因,我们可以探寻到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有效的对策组合。     

"地方合作主义"中的权力"越位" --对转型期地方"红顶商人"现象的反思

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是转型期中国所存在的“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驱使下容易成为利益主体;同时,地方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对地方市场、企业拥有一定的干预权力,“红顶商人”是一种“地方合作主义”的产物,这往往会带来地方政府非法的权力“越位”。     

技术委员会: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

各类技术委员会是美国地方政府民主决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美国地方政府的最高决策层是由一般居民组成的市政(或者县)议会。但是,大部分议会的成员都没有管理地方政府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由社区居民义务组成的技术委员会不仅为美国地方政府的议会提供了决策方面的技术咨询,而且还起到了平衡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利益的作用。本文对美国地方政府技术委员的介绍意在填补中国对美国地方政府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论我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层面上的新“政企不分”

"政企不分"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难题.作为一种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即"三层分级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尽管阻断了原来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政企不分",但在政府与经营公司之间以及经营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又产生了新的"政企不分".本文在分析这种新的"政企不分"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完善经营公司自身改革等措施重塑政企关系,消除"政企不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园意志与家园意志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定位只能是针对掌握了丰富人财物资源的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而言,这对基层政府正确处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职能定位是一个误导,极有可能导致新农村建设中"公园意志"的出现.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自发形成的"家园意志"是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根本主体地位在主观意识形态上的反应.正确认识两种意志的主体、本质、特征和局限,是处理好在基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和农民关系的关键.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20世纪50年代的投资公司与公私合营——以北京兴业投资公司为中心的考察

投资公司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通过投资业务和资产重组逐步掌握被投资单位的股权,履行投资者权利,主导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管理,成为政府运用经济机制推进公私合营的助手。投资公司本身又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处于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其股权的变动体现了公私合营程度的变化。     

论“以市场换技术”——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

对当前经济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以市场换技术",运用演化博弈论方法从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策略选择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基本方针没有错,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部分企业忽视甚至放弃了"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个原则,有些行业不敢让多家跨国公司到我国参与竞争以及我国企业员工技术水平偏低等问题,影响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对此,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     

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动因实证研究

长期资产与短期资产相比,由于其使用期限长,公允价值难以计量,一旦发生减损,会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会计收益产生巨大影响。为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财政部制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力求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质量。《企业会计制度》实施以后,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情况如何,计提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存在盈余操纵的现象,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首次亏损和审计意见在上市公司长期资产的减值行为中影响显著,并通过对2002、2003两年发生首次亏损公司第二年行为的后续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首次亏损年度倾向于计提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存有在以后年度进行"巨额冲销"以实现盈利的动机。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税负

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与支出竞争影响企业税负,其影响是中性的。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并考察了这种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差异。上市公司的税负整体上与财政分权程度呈U型关系,中央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没有显著关系,但地方国企与非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竞争偏好差异,决定了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税负的U型关系。长期而言,应建立新型央地财政关系,赋予地方更多税权,合理引导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短期而言,改进税制才是降低企业税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