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违法行为的性质

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两个难题.由于对侦查行为的定性错误,目前的法律仅仅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范围内解决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问题.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看,侦查是有关当局为提起诉讼而做出的行政行为,只有将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纳入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范围,才能扫除侦查救济制度中的理论和法律障碍.     

我国侦查权配置现状及其优化路径

侦查权作为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侦查权配置主要由国家政治制度、刑事制度、法律文化等因素所决定,同时也会对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产生影响。我国现行的侦查权配置是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为主的多元模式。“监察优先”原则奠定了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侦查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基础性功能,检察机关的“监督型”侦查权也是其作为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职能的体现。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侦查权配置存在侦查权限范围界定不合理、侦查权力与侦查能力不匹配以及不同机关之间互涉案件管辖、强制措施适用等方面衔接不顺畅等问题,需要从构建全覆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合理配置侦查权等方面进行优化。     

论侦查监督权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侦查监督权是我国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形式之一,它是由法律监督权派生出来的一种监督权力,在检察机关的整个法律监督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侦查监督权的确立对于保证立案侦查工作的合法、顺利进行,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分子,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当前,侦查监督权确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分权制衡理论、正当程序理论、人权保障与权利救济理论,以及法律监督理论.     

从“权力监督”到“权利制约”：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的理性之维

大数据国家战略的实施推动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侦查手段的资源整合,促成了大数据侦查模式的诞生。由此,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由被动侦查到能动预防转变,案侦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逐渐转变,工作模式也由“人员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传统侦查在信息化浪潮中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然而,通过法社会学与语言学理论分析揭示出,大数据侦查下的真实面纱乃是“规训与惩罚”的权力逻辑,这使得侦查权力主体容易受到压力型考核指标以及个人升迁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而权力本身的“弥散性”特征又使得大数据侦查更具欺骗性,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侵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立法对于大数据侦查目前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依靠公安机关自我监督;同时,《宪法》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由此,大数据侦查形成了以公安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为主,外部“检察监督”为辅的二维控权模式。然而,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公安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权”,难以保证该措施适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而层级监督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导致监督信息传导不畅,并影响了监督效果。另一方面,传统“书面式”检察监督无法有效识别违法收集的个人数据信息,检察监督强制制裁手段的缺乏也会削弱监督效果,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行使导致检察监督易受公安反制;所以,意图单独通过检察监督来约束大数据侦查权不能给予过高期待。虽然,域外由法官批准强制措施的“司法令状”模式深受国内学者推崇,但公安机关所具有的较高的政治地位也使得此种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有鉴于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命题下,打出“立法与司法”的组合拳、确保个人信息权得到全面保障,成为勒住大数据侦查这匹脱缰野马的最好缰绳,具体而言,刑事程序立法工作应当及时跟进,给个人信息权以正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保障嫌疑人的个人信息知情权、被告人的个人信息辩护权,以及个人信息受害方的救济权。     

云计算条件下我国网络侦查的困惑及出路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云计算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云计算条件下,出于打击犯罪需要,网络侦查也被大量应用到司法实践中。但因云计算条件下的网络侦查自身地位尚未获得我国法律明文认可,侦查范围、方式欠缺法律法规明确指引,技术相对滞后,具体程序和监督救济机制缺乏,在当前还存在诸多困惑。文章认为要解决这些困惑出路主要包括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更新侦查取证技术并不断发展完善反侦查取证技术,设置监督救济机制及与“云服务”相应单位保持密切合作四个方面。     

论人权保障视野下技术侦查制度的完善

技术侦查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两个重要内容。由于技术侦查所具有的技术性、秘密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如果对其运用不当则极易对当事人人权造成侵害。文章在分析我国技术侦查措施实施中人权保障不力的原因基础上,分别从法律法规、执法理念、侦查技术、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等方面提出规范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建议,从而在技术侦查程序...     

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侦查监督的思考

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出现滥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徇私枉法、放纵犯罪等司法不公的问题,提出刑事侦查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是立法缺陷所至。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加快刑事侦查监督立法,对公检职权进行重新的科学划分,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全程监督职权,确保国家法律得到正确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     

刑事撤案检察监督刍议

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撤销案件的行为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 ,以防止公安机关撤案权的滥用。在分析我国撤案检察监督现状的基础上 ,比较国外相关立法规定 ,提出完善我国刑事撤案检察监督的设想。     

刑事悬赏性质的法律分析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法律行为。从刑事悬赏发布主体属性来分析,刑事悬赏的法律属性应当理解为一种行政行为。这种界定可以有效厘清公安机关与个人发布的悬赏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悬赏的法律监督机制和确定刑事悬赏的法律救济途径等问题。     

论中国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从技术侦查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入手,分析中国技术侦查措施法律规制现状,包括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和其他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 提出优化中国技术侦查立法的相关建议,如实现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的统一性立法,通过列举与概括的方式优化技术侦查的基本形式,细化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以及建立技术侦查措施侵权救济机制.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