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价值的整合:新发展观的确立与发展实践的转型

当前 ,社会实践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全球性的问题 ,其深层根源之一是实践观念的偏弊。实践观念的核心是理性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发展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实现理性与价值的统一。在此基础上 ,完成新发展观的确立和发展实践的转型     

从巫仪文化到实践理性--以《周易》和"三礼"为视镜

先秦思想经历了从上古巫仪文化向周代实践理性转变的过程。《周易》和“三礼”蕴涵着巫仪文化和实践理性的双重性 ,并且具有巫仪文化向实践理性过渡的特色。所以 ,《周易》、“三礼”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转变的关键点。从这两种经典文献观念的转化中 ,我们能发现先秦思想发展的脉路 ,又可在发生学意义上探索中国古代传统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和情理结构的特质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理性不及"观念

“理性不及”观念在哈耶克的整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就揭示理性的局限性而论,其一方面继承以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这无疑会对当代政治哲学采取实践哲学的研究理路产生重要启示。     

文学理论的观念性误区

<正>观念是人们通过概念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生活的把握,它属于西方人所说的理性范畴。毫无疑问,人文科学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其理性的概念逻辑言说的性质,使它本身就是观念性的。不过,观念从社会生活进入人的头脑落入一定的理性构架之后,却有了独立运作的力量,成为康德所说的理性主观自生的"先验概念"或黑格尔所说的"自在自如的真理"。于是文学理论的观念性误区便由此而生,即沉缅于远离文学实践领域,在观念的逻辑运作中自满自足。多年来国内文学     

实践哲学的若干进路及其问题

实践问题是一个问题丛集。针对其中不同的问题 ,实践哲学形成了许多异质性的理论进路。本文系统清理了先前实践哲学的几条主要进路 ,即观念论进路、伦理学进路、本体化进路、生存论进路、后现代进路。这些进路各有所长 ,但也有共同的缺陷 :忽视了实践的根本特性———“做” ,遗漏了实践的最本己问题———“怎么”。在此意义上 ,它们均是“解释世界”的哲学 ,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本文进而提出 ,把“做”的问题、“怎么”的问题或“改变世界”的问题提升到形上层面加以研究 ,应是实践哲学的一条新进路。     

实践合理性的研究视阈

在现代源于实践负效应的出现,人类开始思考实践的合理性问题。根据实践的各种形式及支撑实践的理性,哲学家们认识到必须树立合理的观念,采取合理的手段,实现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为人类的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寻觅途径。     

两个体系 两种理解——论“实践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实践的不同理解

“实践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 ,对实践有不同的理解。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 ,实践是个辅助性概念 ,它被理解为单纯的物质活动、改造世界的手段和纯粹理性的对象 ;在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 ,实践是奠基性概念 ,它被规定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要建立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就必须重新理解实践。     

马克思实践观视野中的实事求是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实践观视野来反观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已不再是简单的感性直观的“就事论事”,更不是抽象的理性原则的“逻辑演绎”,而是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贯穿的是“从两极到中介”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理论与现实、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公共性实践的逻辑与人类自我造就和自为拥有的意义结构——现实个人的自主活动与马克思社群共同体的理想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集中体现着其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价值理性表达,表现出其以作为类整体的生存本位为依归之“公共性”追求与宏大、深邃的文化人类学视野;“共产主义”从多个层面标志着马克思的公共哲学观念或者这种哲学的“公共性”品质人与人关系维度上的个性自由、人与社会关系上平等主体间交流理性基础上的公共主义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的生态公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是一种真正面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创造性的公共实践形式。马克思对劳动异化之谜的破解,揭示了“公共实践”的渊源和旨趣——人类自我造就和自为拥有着的“意义结构”,彰显着作为一个社群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     

实践与自由的双重变奏——从康德哲学视域解读马克思

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必须注重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而康德无疑是不可越过的一个环节:首先,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所发扬的现代主体性原则与康德体系中具优先性地位的“实践理性”,被马克思糅合成“主体—实践”概念,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对现代主体性原则的发扬,同时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实践理性”概念,并剥离出主体的实践性维度,从而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其次,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自由思想,康德认为自由存在于本体界,而马克思则把真正的人的自由诉诸社会关系的革命,所以,他们都在本体论的高度思考自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