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问题探讨

文章结合我国刑法第140条及最高司法机关相关解释规定,探讨了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货值金额与定罪量刑标准之间的联系;分析了生产、销售金额计算中的一些问题;并剖析了现有立法中的若干缺陷。     

也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销售金额

本文从《刑法》第140条的“销售金额”展开论述,讨论了其出现的原因,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提出的“货值金额”以及对本罪未遂形态的认定．阐释了由于销售金额而引发的一系列理论矛盾,并结合选择性罪名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重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观点。     

也论刑法罪刑数额的立法改进

现行刑法有着大量的关于数额的规定,不仅关系着犯罪的认定,也事关刑罚。理论界站在犯罪认定的立场,对数额犯进行了关注与研究;实务界则从刑法公平实施的层面,就数额犯的立法改进提出了看法。然而,他们都忽略了数额对于刑罚的重大意义。在坚持从量的角度理解数额对于犯罪构成价值的同时,还要看到数额尚影响着财产性刑罚手段的实现程度及效果等。刑法应进行必要的修改,不仅在事涉犯罪构成的数额上摒弃绝对主义立法模式,而且在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上,也要变绝对确定的财产刑罚为相对确定的刑罚方法。建立统一的既能确保刑法稳定性、又能保证灵活性的数额相对确定立法模式,能够避免经常性修法对于刑法尊严与权威的损害。     

论刑法中的人权

刑法以其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使得其对人权之保障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运用刑法对人权予以保障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实践。[1](P53)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罚处罚,即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权利不被剥夺或限制;二是保障犯罪的人不被科处刑法之外的刑罚。     

论刑法的有限性

刑法的有限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从法律自身的非自洽性，法律与道德的非同一性．以度刑法自身机能的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刑法的有限性。指出刑法的有限性当为刑法谦抑性之基。针对刑法万能的工具主义思想，强调刑法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机制本身就有着不足和有限的一面。正确认识和评价刑法的有限性有助于秉承和维护刑法的谦抑精神，合理地制定刑事政策，理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在我国还没有被明文规定为犯罪对象，本文试从一个怪异之案分析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得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我国侵犯财产罪的对象。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

刑法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容主要有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 ,正确认定犯罪的思想 ,关于犯罪原因问题的论述 ,关于罪犯改造的思想 ,关于死刑问题的观点。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刑法思想 ,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等定罪量刑原则以及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例如,刑法宪法化的程度还不够完善,人权保障在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老百姓对刑法的认知还不够准确,死刑条款较多,等。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应当运用宪法保证刑法的实施,对刑法的理解应当进一步地升华,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建立一套和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保安处分制度等。     

论刑法中的特殊防卫

针对目前刑法理论界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不同观点 ,在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以刑法基本理论和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为根据 ,明确提出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 ,是我国新刑法在原有的普通防卫制度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一种新的防卫制度特殊防卫。通过对特殊防卫概念的分析和对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的论述 ,力求统一对我国新刑法第 2 0条第 3款之规定的理解和认识 ,以利于实践中正确把握和适用     

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法律适用

文章论述了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概念及特征 ,销售侵权复制品的刑事责任 ,认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行为刑法危机与人格刑法构想

行为刑法已经出现危机,表现为犯罪圈不断扩大、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刑罚效能低下、重新犯罪率不断提高等。危机原因在于理论根基不牢、不考虑犯罪人格。应将单一犯罪行为本位的行为刑法,逐步转向以犯罪人为规制对象,以犯罪危险性人格为核心的人格刑法。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再认识：困境及出路

我国法治实践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彼此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观念认识,还是在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科研究层面,二者关系呈现出分离、割裂、断层的局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因犯罪这一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均受刑事政策指导,在历史上原本合体并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树立刑事一体化观念,注重整体性立法,加强司法实践融合,开展交叉性研究,以实现二者双向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论中国刑法的自然法思想

我国自古就存在着自然法思想,在古代刑法中可以找到自然法的踪影;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更是隐含着自然法的思想。在当下,自然法对刑法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弥补实证主义刑法规范的封闭、机械与僵硬。自然法以独立原则或规则的形式纳入刑法体系是顺应后现代思潮的最好选择。作为一个后起的法治国家,我们可以发挥后起法治国的优势,绕过大陆法系弯曲的道路,直接吸收和借鉴当代的有益探索,自然法恰能满足这些探索的初衷。     

风险刑法视域下的经济刑法立法走向

刑法应积极回应而非回避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为推进实现刑事法治贡献其力量。就风险刑法视域下的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而言,其立法走向应是扩张式而不是紧缩式。经济刑法的立法基础在于刑事政策的导向性与部门法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风险与危险犯的经济刑法的扩张性立法路径,确定经济刑法的范围、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更加理性地调控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限度,以实现法律之安定性;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犯罪采取不同程度的扩张性立法,提前介入、及时惩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民刑互动:侵权责任法与刑法的冲突与协调

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野再到刑民互动,侵权法与刑法的历史关系千丝万缕。侵权责任法是救济法,刑法是惩罚法,两者通过不同的手段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律的任务在于重建被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的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这一任务的实现离不开刑法与侵权法的互动。刑民割裂是法律关系不正常的状态。正在制订中的《侵权责任法》应正确处理刑民分野、刑民互动等关系,并摒弃所谓刑事优先的错误观念。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我国刑事立法整体上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刑法适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借鉴和发展“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和分析现代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刑法适用中来。     

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医药购销中的商业贿赂严重威胁到了患者的切身利益，对其进行综合治理需要全方位的制度设计。逐步实行医药分开制度，改革药品的定价和招投标体制，健全学术推广制度，完善政府的监管制度都是规制医药购销中商业贿赂不可缺少的环节。     

刑法立法缺陷探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立法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司法实践的检验,刑事立法的不足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1．刑法规范的完备性不足,仍然存有法律的盲区。2．法律规范的协调性不足,有些条款自相矛盾。3．刑法规范的确定性不足,刑法规范之间界限模糊,有些概念没有界定,概念术语使用混乱。4．刑法规范的简约性不足,有些条款重复,应当合并的罪名没有合并。5·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存在矛盾和冲突。6．有些地方表现出理性的欠缺。透视并力避立法缺陷是每个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