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劝百讽一”成因新探

“劝百讽一”是汉赋特点之一，对于汉赋之所以会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论者多从“明哲保身”、“主’文谲谏”方面加以解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汉赋之所以形成“劝百讽一”的特点，主要源于赋这种体裁的文体特点本身与讽谏功能具有某种矛盾。赋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描写华丽、壮美、瑰奇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赋的“劝百”。赋家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归之于正”。避免“讽零”，而做到“讽一”，于是就形成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特点。     

论张衡对汉魏文学传统的贡献

张衡在汉魏文学诸体的传承中具有相当关键性的作用,他承前人而续作的文体有都邑赋、畋猎赋、述志或宣志赋、伎艺赋、设论、七体等。张衡的辞赋作品不仅有继承之功,在题材和体裁上也有创新。张衡的赋作明显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从诗歌成就来看,张衡对“汉魏风骨”中“风”之方面的贡献颇多。     

《文心雕龙》体裁论：历时态的特质与分类空间

尽管历时性中也有共时性的一面,但是侧重从发生学和编年史的视域研究体裁中一切与变化有关的现象来探讨体裁演变中的规律以及体裁内部的承传性是刘勰体裁理论的显著特质。他视文学为一种在时间中持续变化着的存在,认为体裁自身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是体裁演变的内部原因,而社会环境、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和审美趣味、统治者的行为态度以及创作主体的独创性是体裁演变的外部原因。在此基础上,刘勰建构了一个历时态的体裁分类体系。     

汉大赋欲"风"反"劝"成因探析

汉赋欲“风”反“劝”的成因,一是铺叙奢靡豪华本有文学传统;二是欲“风”之物本有可歌颂的一面,汉赋“风谏”的不是奢靡豪华而应该是法度;三是赋这一文体的写作特征就是要求夸耀“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四是人们认为赋这一文体的撰作目的就是“颂”;五是汉代批评家是以屈赋为标准、以诗歌批评为标准批评汉赋的。此后汉赋即转向为“颂”。     

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

昔人称汉赋为“一代之文学”,其中包含两层意义:一、汉赋恢宏先秦文学,有使赋体文学定型之功绩;二、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一朝所没有的.前一种意义内含了赋体文学的渊源问题,后一种意义又标明赋体文学定型于汉代这一文学现象,表现了汉赋在汉代的特异性和包容性.     

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论赋集与类书功能的趋同性——兼论赋集对类书的学习

赋是适合分类辑录的文体。从《文选》赋以类相分开始,历代赋集编纂也多类分。部分赋集重选,学习《文选》赋编类以文附经;另一部分赋集则辑录求全、体量倍增,故亟需更圆融完备的体例。赋集与类书都“穷尽”文献知识,分类也多以物名类兼有“百科”特征,这使赋集趋同于类书。赋集学习类书,对类书编类整体迁移。类书的纂书体例集分类之大成,以文本自然之旨的观点编类,以天地综括万物,实现了纂书分类的文学“原道”,适合与类书功能趋同、以赋体特点进行编类的求全赋集。     

汉赋虚构与小说虚构的比较─—兼谈读汉赋的另一角度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考察汉赋这种文体所蕴涵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要素。并从“小说”概念发展源流入手，辨析小说发展史上曾有过的两种内涵。认为汉赋中具有了虚构、人物、情节等几个现代意义上“小说”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最后以《长门赋》为例，来印证本文观点。     

关于畬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些思考

把握畲族文化的特点,要特别注意区域化、在地化和多元化三个概念.在畬族文化发展问题上,“过去”与“当代”之间,“断裂”比“延续”更重要.文化同时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从共时性观之,文化是不断合成和在地化的历程;从历时性观之,文化又是不断断裂和创新的历程.     

略谈中国大陆辞赋研究和创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国际辞赋研究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赋,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四大文体（即诗词、赋、戏剧、小说）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很少有研究汉赋、肯定汉赋或历代辞赋的论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港、台的辞赋研究状况稍有好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一二十年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写赋,这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充分反映了“辞赋出盛世”的事实。不容否认,今天的赋作家还存在部分人学养不足和对赋创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缺陷。我们应努力创作出一种新赋体,使之能更好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满腹积怨 悲歌慷慨──论“悲士不遇”情绪在汉赋中的种种表现

＂悲士之不遇＂，是赋体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本文将汉赋中抒发＂悲士不遇＂情绪的作品内容分为五类进行了细致剖析，并论述了各类赋作的思想特色和作者心态。     

论汉赋的语言成就

汉赋语言的最大特点是丽。这一点,西汉赋家已经讲明了:司马相如比以“綦组”、“锦绣”(见《西京杂记》),扬雄认为“辞人之赋丽以淫”(见《法言》)。如果说他们还不单是讲赋的语言,也涉及内容方面,那未,班固就明确地讲“侈丽闳衍”之词”(《艺文志》)、“骋极文辞”(《离骚序》)了。对于汉赋的“逸辞过壮”、“丽靡过美”(《文章流别论》)前人多有正确的批评。刘勰就不满它“繁花损枝,膏腴害     

向情与赋象：论王勃《寒梧栖凤赋》题材

王勃《寒梧栖凤赋》在赋学史中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它是见于载籍的初唐较早的标题限韵律赋,其赋体裁和题材在律赋发展史中的作用还尚未为人揭示。其题材与初唐及兹后的以经史为重的律赋倾向不同,可谓去经向情,体兼骈散。从美学意象说的理论角度来看,王勃此赋对“凤”“梧”题材的美学意义的揭示,可谓独树新风。     

经学桎梏下的汉代赋论

西汉中叶,最早的赋论随着汉赋创作的日渐繁荣应运而生.综合这些赋论,可以看出如下两个特点:(一)虽然尚不系统,但却涉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赋体溯源和特征、汉赋的讽谏、艺术特征等,勾勒出汉赋研究的基本轮廓.(二)这些赋论又都处于经学思想的桎梏之下,论者几乎都从汉儒诗教的美刺标准来衡量汉赋这一新兴文体.可以说,这些评论揭开了扭曲地研究汉赋的序幕,也深远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因此,汉代赋论是汉赋研究的发端,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赋论作一综述研究.     

"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