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小说:革命时代的启蒙

柔石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位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但他的小说创作却处于五四文学向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转型阶段,从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到创作视角,柔石的小说都与五四启蒙文学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我们在解读左翼作家柔石时,不应该忽略他与五四启蒙文学特别是鲁迅的精神联系.     

从“左联”到“讲话”——文学对社会变革的适应

六十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不象“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属于同人性质的文学社团。它是有着明确的理论纲领和创作方向的革命文艺组织,不再是松散的、主张较为庞杂的文学群体。更重要的是“左联”在三十年代文坛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到一整代文学工作者的思想,在创作上取     

“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新探讨

中国文学大众化是历史命题下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领域,从五四运动开始,新文学以普世价值作为引领历史进程的重要文学形态,文学大众化成为新文学联系大众的重要创作基石,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创作尝试,到左翼作家的文艺大众化探讨,都是新文学联系大众的重要尝试。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大众化最为显著的标志是海派创作的具有市井故事的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贴近市井生活,迎合大众的审美取向,是文学大众化的典型代表。左翼作家对文学大众化问题的探讨推动了文学创作与工农有机结合,也是向海派作家学习的结果,文学缺少大众的审美将会沦陷为空中楼阁,因此,海派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大众化的集大成者。     

沦陷时期东北作家与五四作家对日本文化、文学的态度

五四时期出现的很多重要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陶晶孙、谢六逸等,都曾经留学日本,可以说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有留学生经历的背景的作家。由于较长期地留学日本,所以日本文化与文学自然而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同样,不论是作为“弱国子民”的留学生还是作为回国后声名卓著的作家学者,他们对日本的文化、文学亦会抱有相应的、虽然存在个性差异但却在总体上显示出时代性和群体性特征的态度,也即五四时期留日作家群总体的日本文化、文学观和接受态度。     

北京文学的多民族性

北京文学的多民族性王光对于居京的作家来说，北京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与创作的特定文化环境氛围；对于北京来说，居京作家则以他们的创作，参与了北京文化特别是北京文学的创造。北京作家不仅仅在文学观念、创作风格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民族背景方面也有很大区别。北京自...     

“创作”释义

本文以中西方文学观念流变为参照系,探讨了“创作”语义的演变、观念的变革和文学“创作”的本质和实现手段的历史形态。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创作”一词用于文治武功、政教法制,而文学则从属于先验理念和封建道德的使命,指称文学写作是近代才被认可的;比较而言,西方古代文学现念上的清规戒律不多,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已经以“创造”的理论解释文艺的“摹仿说”,近代崇尚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是对古希腊“创作”观念的升华和对希伯来“神创论”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文学“创作”的具象经历了神话、诗歌中的自然山川和小说中的世俗社会、人物形象等三种意象形态。在文学“创作”中,语言既是工具和手段,又凝聚成“创作”意义、具象赖以存在的艺术形式。     

执著尘世 向往灵界——论西方作家的基督精神

基督精神是西方作家创作的思想底蕴,它要求以《圣经》为信仰的主要依据,在西方文学中却具有两面性的特征。这既有西方作家信仰根源的原因,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同时也是人文精神渗透的结果。     

“诗穷而后工”的文化成因与晁补之的新解读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对这种观念为何大兴于北宋的成因,涉猎者较少。历代文学家及学者对这一命题的阐释多着眼于物质及精神生活层面的困苦磨难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但晁补之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与文学乃非功利活动的本质相关,他更为强调文学的内在独立精神对作家的巨大支持作用。     

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文学中的乡土、市井与西部精神

本文认为， 随着８０ 年代文学创作的繁荣， 一种与传统所谓知识分子使命感与责任感相游离的作家创作个性在作品中逐渐体现出来。此时， 文学的审美精神也愈显多样化。它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作者指出：从表面上看， 这和新的审美风格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们的政治追求和社会实践的主流有所偏离，也不必回避其中有些作家以追求“乡土化”或“市井化”风格掩饰其与现实关系的妥协，但从文学史的传统来看，它却是“五四”新文学一直存在着的另一种传统———“文学的启蒙”的延续     

当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

女性文学自五四时期兴起，至新时期中兴，直到９０年代，其发展历程呈现出清晰的马鞍型脉络。女作家的创作视点亦随女性文学的兴衰强弱而变化，即从五四时期的描写“自我”到十七年的表现社会直至新时期以来的两个世界同时进入女作家的创作视野中。她们所塑造的一批批流光溢彩、个性独特的女性形象，实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比之男性作家，女性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有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论五四时期鲁迅杂文的人本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五四运动第一次把中国人的生命放置在社会的根本地位上去肯定与张扬,鲁迅照应着五四人文精神发展的时势,在其杂文创作中形成了浓厚的对于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怀,从中可窥探到鲁迅五四时期人本思想的真正内涵。     

中国现代悲剧文学发生的文化逻辑

悲剧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主要的题材样式。异域文学精神的启发与作家自我体验的折射一向是学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素质的主要观念前提,这种学术视点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本土性的历史文化处境对中国现代悲剧文学创作起到的重要制导作用。中国现代积贫积弱和战争不断的历史环境以及急遽变化和自由混乱的文化境遇,为悲剧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文化转型的观念结构的意识分裂与价值冲突,生命个体的全面苏醒勃发的意志与理性的冲突,宗教意识无法忽视的潜在影响,政党政治的兴起与观念分立背景下价值建构的不懈努力,不但使中国现代悲剧文学的创作暗合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多种悲剧观念,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诸多观念形态与艺术特征。     

追寻民主、科学精神的发展轨迹——“五四——中国文化的转机”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联、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上海改革与开放俱乐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知识出版社联合召开“五四——中国文化的转机”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于1989年4月27日至29日在上海社科院举行,参加会议者有近百人。会议认为,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激励了整整几代人。今天,“五四”先驱者们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命题,如“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行、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人格的塑造、新人的发现与观念的选择、新学派的崛起与碰撞……仍见其深刻性。五四新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的民主意识、科学精神至今生生不息,它的理论性格、文化品格仍在陶冶今人,它对旧文化的抨击和对新文化的渴求至今仍然具有启迪作用。     

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本文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中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了剖视。由于“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思想,并非出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文化机制发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主要是先觉者们从西方“拿来”的。故而在其选择、汲纳过程中,必然受到选择主体原有精神文化形态的制约,形成选择主体和被选择客体之间的互渗或同构。文章置“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宏观透视和微观分析,较系统地论证了:“五四”作家观念中的个性主义,在其哲学本体意义上,往往是“群”和“类”的个体显现,他们显意识层次中的单数的“自我”,往往就是他们潜意识层次中的复数的“我们”。当他们把自我从传统社会中分离出来,追寻个体价值的完成的同时,其本质却是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难解百年情怀--五四文学传统与俄国文学关系再认识

在五四文学传统中 ,应包含如何接受外来影响的内容。这一传统在其流程上经历了由欧美文学向俄国文学转移的过程 ,并在对俄国文学特点的归纳和解释中完成了对新文学创作规范的制订。这使得新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以俄国文学为范本 ,以民族意识为轴心 ,以文学参与民族解放为半径 ,而以作家个人审美意识为潜流的特征     

May Fourth Literature:A New Look at Its Spiritual Resources

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与追求。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的现实可能性。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试析二十世纪中国三大文学观的局限

本文从否定主义理论出发,认为"文学是人学"暴露出中国作家关于人的"神性优于兽性"、"个性解放"等非创造性理解、以及好文学不一定是写人的概括之弊端;"文学反映论"暴露出认识论思维肢解文学的丰富性、忽略作家创作过程的创造性程度、以及人的主体性和文学主体性相混淆的弊端;"审美活动论"则暴露出将审美现象与艺术现象等同、难以区分模仿与创造、创作与非创作的价值差异、以及文学观上的大而无当性等弊端.     

论人文观念的近代科学基础

近代科学革命不仅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基础,而且同样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深刻理解人文观念的近代科学基础,对于深入认识、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哥白尼革命和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革命为人的发现建立了必要的理论基础,重新确立了上帝与人的关系,即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近代科学革命使人的本质地位得以提升,即人的理性能力的提高,对人的观念的彻底改变。近代科学革命对于西方社会基本的现代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它力图实现科学与价值的完全统一,以理性为基础,确立了“民主与科学”统一的基本理念。这也是构建现代文明大厦的最重要的基石。     

非理性主义与科学思维的合流——19世纪唯美主义思潮新解

唯美主义无法真正隔绝科学思维的强势影响，在诗学和创作的错位中，唯美主义对文学形式的认知和建构体现了非理性与科学思维的冲突与平衡，集中反映在文学与装饰艺术“装饰性”观念的互文关系上。由于非理性与科学思维的合流，当文学的视野被理性的科学主义影响时，重感受、重体验的美学特质却日益浮出水面，使文学以一种反作用力向非理性突进。对文学形式观念内在矛盾的辨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唯美主义思潮。     

茅盾早期的真实论

茅盾早年把“五四”的科学精神贯穿到文学中去,把文学与科学联系起来,也把文学的真实问题与科学精神联系起来。他说:“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的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五四”以来的进步新文学,正是依靠“真实”这个法宝击败了封建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