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基本证据”

自从一九八一年基本证据被提出以后,我国法学界的理论工作者和政法战线的实际工作者,都在进行研究和探讨。为进一步活跃学术讨论气氛,笔者就基本证据有关的问题略抒浅见,并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同行。一什么叫刑事诉讼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六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以上证据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三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     

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则探讨--美国毒树之果理论述评

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法院在八十多年的刑事司法审判中逐步总结的证据规则之一,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原则上由于非法证据的毒素的传染导致其衍生证据的适格性受到法庭的质疑,但是为保证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也形成诸如稀释或清洗污染、独立来源、最终或必然发现等一系列例外规则。总之,毒树之果理论的研究和借鉴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诉审同一原则的标准 --兼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模式

诉审同一原则,指的是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机关审判的对象必须与控诉机关起诉指控的对象保持同一,审判机关不能脱离控诉机关起诉指控的对象而另行审理和判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诉审同一原则,并未做出规定.对庭审阶段的罪名和法条的变更问题,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是含糊其辞,司法解释也语焉不详,以至于出现了诸如綦江虹桥案件问题.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电子证据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而衍生起来的一种新型证据形式,在刑诉法修订前,学界一直对电子证据的定位和定性争论不休,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将"电子数据"新增为一种证据种类,从而解决了电子证据的证据属性问题,标志着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但电子证据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仍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在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则,导致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构建中国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是刑事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展的需要。     

心理测试结论在民事诉讼实践中运用的利弊分析

犯罪心理测试在中国又称CPS多道心理测试，其测试结论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在学界尚存在不同观点。而中国目前在立法上，并未赋予其证据资格。但是由于对犯罪心理测试结论本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认可，特别是在1999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问题的批复》作出后，这种技术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不仅在刑事诉讼中，在一些民事案件的处理中，心理测试结论也被用来帮助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对此，本文作者认为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用来帮助专门机关工作人员审查判断证据，但在民事诉讼中，不能将测试结论用来帮助法官审查判断证据。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

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开创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历史,其相关规定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该程序的部分规定具有较强的行政化意味,背离了诉讼化的方向。精神病人当然地享有诉讼权利,且应更加充分地受到保护,行政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精神病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并无益处,只有诉讼化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才能更好地保障精神病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化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必然选择。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可以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起、庭审程序、救济程序、终止程序等方面进行。     

论文化辩护之提倡——以个案分析为视角

作为一种辩护策略,文化辩护,又称文化抗辩,是指提出与法律代表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的文化背景信息作为证据,证明应当减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基于对文化辩护的理论分析,以个案为视角,阐述文化辩护在刑事实体法上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文化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和审查规则,并以最低限度人权保障理念引导和规范文化辩护的适用,从而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的基本人权。     

简易程序出庭公诉问题研究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由此,原刑事诉讼法框架下公诉人缺席法庭简易程序审判的"司法习惯"将为历史。在社会转型时期公诉任务日益沉重,而检察资源之增长可以预见之限制条件下,如何完成乃至于完善简易程序出庭公诉任务,是检察机关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其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     

浅议对刑事被害人之权利保护

对刑事被害人,虽然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有许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无辜的受害人却常常连犯罪中遭受的损失都“找”不回来,要自己忍受身体的残疾、心灵的创伤和经济上的困境。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讲“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如果对被害人的权益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出新的社会矛盾,甚至于新的报复性犯罪。因此有必要从健全我国诉讼法律制度出发,重视完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     

英国刑事预审程序及其借鉴意义

现代刑事预审程序根源于英国.英国预审程序的产生和发展与大陪审团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大陪审团被废除后,治安法官成为唯一负责预审的主体.预审程序在英国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英国预审程序包括以下基本内容:权力主体主要是非专业法官;适用范围主要是可诉罪;控辩双方中请或法官依职权均可以启动预审程序;有书面预审和言词预审两种方式;审查内容主要是控方证据;预审可以开庭或不开庭的程序进行;预审终结应当作出是否交付审判的裁定;控方对裁定不服可申请救济而辩方无权申请救济.英国由治安法官负责预审充分体现了司法民主,尽管我国不宜引进,但其预审程序改革对提高诉讼效率的追求以及通过预审提高重罪案件的起诉质量则值得借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在充分考察借鉴有关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建构科学合理的预审程序.     

对提起刑事再审程序的几点思考

本文仅就提起刑事再审程序有关的几个问题谈点意见,与法学界同仁共商。 一、关于提起刑事再审的主体范围与程序 刑事判决和裁定,是人民法院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确立的,一旦生效,就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任何机关、团体、单位和个人,非经法律授权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不仅都无权变更或撤销,而且必须一体遵行。但是,由于刑事审判的复杂性,刑事生效判决、裁定中的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为了既要维护生效判决、裁定的相对稳定性,又要使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能得到及时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以专门的规定确立了一…     

目的、原则与规则: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

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涉及限制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多项基本权利,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作必要讨论。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至少在涉及犯罪调查时要定位在刑事侦查范畴。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宜接受国家监察有关法律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共同规制,立足宪法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综合顶层设计、考量试点实践,从立法目的、原则和具体规则等三个方面系统构建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法律规制体系。调查活动须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为基本目标,在反腐效能和程序公正之间寻求价值平衡;明确分工制约原则并接受法律监督,强调辩护原则,被调查人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从调查措施的审批、执行和期限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制,并对技术措施作特别考虑。未来调查活动应更加注重客观性证据之收集,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司法实践中的判断类型(英文)

司法实践中的判断类型包括案情认知中的事实判断、证据确认中的事实判断和判决中的价值判断。在案情认知和证据认定中,司法人员所作的事实判断都是"理想类型"的建构过程,它们之间既有优劣之分,也会受到司法人员价值因素的影响;在审判阶段,判决属于价值判断,法官对法律条文、证据的理解等因素会影响判决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这三种判断类型在案件的侦破、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可能会出现,但它们在不同阶段的类型化特征是一致的,借助于判断类型的分析,可以解释判决重要特征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使判决产生过程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得到呈现和揭示。     

论如实供述与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和尊重。国际法和一些国家的宪法或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都有明确的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而且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有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设置。如实供述与无罪推定的内容和精神背道而驰,剥夺了被追诉人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令被追诉人承担起帮助控方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将被追诉人的如实供述义务落实为刑讯逼供的现象屡见不鲜。文章针对如实供述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了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背离的核心内容。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Criminal Judicature in China

１９９６年,中国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被做了大规模的修改。随之,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然而,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本文以为,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流水作业”式的司法模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司法模式体现在警察权的司法化、检察权的制度化悖论以及弱化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要想刑事司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只有将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建立在宪政之上。     

试论检察机关行使免诉权的弊端

免诉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于那些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做出免除刑罚裁判的一项权力。这项权力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并实施以来,在执行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10年的司法实践,检察机关行使这项权力所带来的后果,也使司法界产生一些疑惑和争议,它在行使这项权力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一、检察机关行使免诉权与检索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相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同时第12…     

我国刑事庭审方式评析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定了一种既不同于大陆法系又不同于英美法系的新的庭审模式。本文立足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特点，对庭前审查、庭中控辩对抗、被告人权利保护、庭审组织等涉及庭审方式改革基础的制度进行了评析     

论我国刑事证据中的证明

办理刑事案件,离不开刑事证据。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可以说主要就是一个运用各种刑事证据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过程。因此研究和讨论刑事证据中的证明,对提高办案质量和防止冤错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我国刑事证据证明对象范围的确定,举证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如何把握刑事证据确实性和充分性的证明程度,以及刑事证据的证明过程和证明原则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英文)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因此,刑事证人出庭问题基本上可替换为以被告人对质权为核心的必要证人出庭问题。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赋予被告人对质权,实践中必要证人出庭率仅为25%左右。这种无对质权语境下的刑事审判,通常表现为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定罪量刑的非精细化操作和裁判正当性来源的单一化。为改变这一局面,有必要确立对质权制度及相应的保障机制。     

Witnesses＇ Appearance in Court and Guarantees for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Confrontation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因此,刑事证人出庭问题基本上可替换为以被告人对质权为核心的必要证人出庭问题。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赋予被告人对质权,实践中必要证人出庭率仅为25％左右。这种无对质权语境下的刑事审判,通常表现为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定罪量刑的非精细化操作和裁判正当性来源的单一化。为改变这一局面,有必要确立对质权制度及相应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