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角度看小城镇建设

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城镇发展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是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反过来城镇的发展又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诸原因的影响,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各地区城镇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也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开放型、网络型的经济区中,齐齐哈尔市管辖的十一个县的小城镇的建设是受整个经济区社会经济发展制约的。每一个城镇都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结,哪一个结系的不紧,哪里就会出现漏洞。小城镇的联结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已被越来越多人们所关注。近年来,笔者走访了依安、富裕、克山、泰康、林甸、龙江和甘南等城镇。     

西部地区农村城镇化与人居环境建设

西部地区农村城镇人口和乡村工业的过度集中以及对自然资源开发强度的日益加大,使污染物排放量急剧增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农村城镇人居环境不断恶化。人居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限制了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通过树立新的发展观、城镇规划要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展农村城镇居民绿色住宅工程、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等措施,以良好的农村城镇人居环境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协调和稳步发展。     

从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看北部湾地区的发展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确定了新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方针和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以及北部湾等多个城镇群为核心的全国城镇空间布局。北部湾城镇群的发展对实现我国与东盟地区的协调发展、实现西部大开放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北部湾的发展要立足国家战略,立足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立足基础设施先行,真正成为科学发展示范区。     

关于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方针,使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所有制合理配置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所有制体系,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挖掘社会上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但是多年来,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几经起伏、几度兴衰,走过了坎柯不平的曲折道路。至今对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因而影响和限制了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     

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思考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与加快城镇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缩短城乡差距、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都需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新形势下,研究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组织结构与城镇空间模式的协同性分析

在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广西融入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一个战略支点,其内部产业组织结构与城镇空间模式的协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分析两者之间协同发展应该具备的状态,在探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结构和城镇结构的基础上,得出本区域产业组织结构与城镇空间模式的协同性和非协同性。以影响两者协同关系的因素为切入点,提出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产业组织结构与城镇空间模式协同发展的三个发展模式,为广西在开放开发中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几点启示。     

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镇体系

本文着重联系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来探讨建立城镇体系的问题。文章认为,要解决特大城市“膨胀病”的问题,必须跳出老框框、老路子,采取积极疏导的方针,把积极疏导同合理调整工业和人口布局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结合起来。作者从研究子系统的经济活动着手,认为城镇体系孕育于城乡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之中,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必然。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横向联系的加强,城镇体系可以在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首先形成。文章对城镇体系的模式也作了初步探讨,并对如何加速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提出了若干建议。     

从萧山的发展看小城镇的建设

1984年至1987年间,笔者曾担任萧山县城乡建没环境保护局局长、萧山县城镇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工作需要,对萧山农村和城镇作了一些调查,亲身经历了小城镇的发展与建设。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建设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城镇,特别     

区域城镇发展的市场导向分析——以金衢地区为例

一、分析背景——城镇发展引导机制的二个层次从我国城镇化推进和城镇发展的现实出发,地区城镇发展存在两种主要引导机制:其一是依靠国家或地区的计划经济和项目决策,通过集中投资刺激地区中心城镇(增长极核)的生成和发育。但在我国许多农业经济占较大比重的地区,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本稀缺的环境中,这种计划或项目导向不可能在地城内所有城镇上普遍地发生,而只发生在国家或地区城镇体系的高层次城镇或少数优势突出的低级城镇。地区内大多数城镇接受不到国家或地区的计划机制,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中下层次城镇的农村中心地职能突出,其发展更大     

新型城镇化与家庭农场发展的耦合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家庭农场是互相促进的耦合发展关系。新型城镇化从土地资源、劳动力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而家庭农场也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农业生产效率等方面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公平和效率、加快产融结合发展和实现城乡结合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因此,需要以城镇为依托构建土地交易平台,解决土地流转问题,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并反哺城镇化;以城镇为依托构建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和城镇化的共存发展;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建立成熟的农产品销售市场,实现城镇商业销售渠道与农村农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双重分析与对策选择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从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现实,可以看出,导致差距拉大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但不论其原因是否合理,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都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我们的目标是既要保持城镇居民收入合理拉开差距,又要避免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要避免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拉大。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发展,整顿分配秩序,强化再分配功能,建立体现职工参与分配的工资协商机制,保障职工参与收入分配权利。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结构变动特征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程。在新型工业化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变动将朝着缩小其与一般模式的偏差的方向发展;需求结构变动方面,最终消费率将会有明显上升的过程,资本形成率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所有制结构将继续向多元化、合理化方向发展,最终形成国有经济为主导,混合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而城乡结构变动的基本特征是,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明显改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一步提高。     

关中经济带小城镇建设发展思路探讨——西安临潼区新丰小城镇建设现状分析及设想

新丰镇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单位,其发展有着较好的区位优势和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制约其发展的不利因素.我们对新丰小城镇建设进行长期的实际调查,探讨其依托区位和交通优势,积极接纳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商贸、仓储、物流等服务业.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工业化、专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新丰小城镇建设提出切合实际的设想方案.新丰小城镇建设的成功实践,为处于同一区位的关中经济带小城镇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关中经济带小城镇发展要立足实际,发挥优势,循序渐进,强化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关中经济带城乡社会"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安全阀"和"减震器",担负着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协调公平与效率的使命。鉴于目前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反差、保障范围覆盖不全、保障基金利用效率低下的实际,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应建立和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社会保障覆盖面,采用新的社会保障筹资比例和筹资方式;大力推进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调节财富,以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安全网;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中新型城镇人口和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中国农村工业化从19世纪的第一次浪潮到现在大体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解放前的中国近代农村工业化,发展较快,且具有爱国主义的特质。2.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由于认识上的偏差、资金严重短缺及长期的赶超战略,农村工业化进程缓慢。3.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前,政府决策决定着农村工业化的走向,发展速度快,但效益低下。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至今,外商投资促进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基本实现农村工业私有化,乡镇企业的作用增大,地区差距日益显著。     

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

乡镇政权运作的悖论在于其形式上的科层制设置与实质上的非正式运作,这不仅体现在权力运作的技术和策略上,更表现在乡镇对自身结构的转换上。本文以桔镇为典型个案,通过桔镇政权的职能与机构的组织配置以及“财”与“政”的运作,清晰地展现了乡镇政权非正式运作的实态,进而透析了其非正式运作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权的非正式运作源于乡镇的一种“上下之间”的独特处境,即乡镇既位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科层制之下,又被置于一个非程式化的乡村社会之上。这种处境使乡镇嵌入三种关系之中：压力体制与科层体制的关系,压力性任务与资源匮乏的关系,以及程式化科层组织与非程式化乡村社会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乡镇政权组织必须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和乡村社会的胶结状态中寻求自洽的生存之道,并最终型塑了乡镇政权运作的逻辑与特征。     

小城镇特色社区网格化服务模式的初探

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社区网格化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社区服务模式在城市社区尤其是大城市社区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由此作为现代社会特殊类型的小城镇社区也被要求不断完善其服务体系,引进"社区网格化服务"模式。虽然这一模式的引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很多小城镇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水土不服"。笔者在全面分析小城镇社区网格化服务提出的背景,梳理其在推广发展中遇到的困境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构建"社区联络员"网格化服务模式、"居民情互助式"网格化服务模式等小城镇特色社区网格化服务模式。     

试论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为构建和谐的乡镇治理体制,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给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要认真权衡分析其利弊得失。"乡派镇政"是当前众多乡镇治理体制改革方案中的可行性路径,是改革的理性走向。这是一条因地制宜,分类改革,逐步推行"乡派"和"镇政",同时构建面向"乡派镇政"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路径。"乡派镇政"的乡镇治理体制有着明确的制度规范。     

The Informal Economy: A Case Study in Unrestrained Competition

The New Labour government in Britain is the first post-deregulation regime in Europe and the first to attempt to re-regulate the labour market. In particular, its welfare-to-work programme and New Deal for Lone Parents are aimed at shifting activities from the informal to the formal economy, and at enlarging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 Its commitment to social justice and inclusion is closely linked to increas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a responsibility for contributing to national prosperity. The new programmes must also reconcile these aims with the retention of the flexibility that it sees as giving Britain a competitive edge over other European economies. In order to combine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must not involve excessive transaction and enforcement costs. The problem is that those at present engaged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nd especially in undeclared cash work while claiming) do not have strong incentives to cooperate with the new schemes. This paper uses the example of the informal relations of taxi-driving in a small town to illustrate the paradoxes of this situation. It is a case study in the rational strategies of individual actors, which collectively frustrate each other; and in the difficulties of starting collective action for mutual restraint of competition. The New Labour government must solve many such problems if its policies are to succeed.     

城市技术创新与城乡统筹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和重要战略支点,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通过"以点带面"、以城带乡,推动城市和农村的全面发展。而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要在工农、城乡科技整体发展的层面上,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原则,加大对农村支持力度。而农村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又为城市技术创新提供了原材料、剩余劳动力和市场等,进而形成了二者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