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文化及其构建

法律文化是文化现象在法律上的特殊表现形式和重要内容,从本质上讲,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技术性法律文化和法律现象精神部分的法律文化。从这两方面认知法律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确对传统法律文化和外来法律文化的态度,深化对法律文化在法治建设中重要性的认识。法治建设所需要的法律文化的实质内涵体现在立法价值目标体系、法律心理价值体系和法律理想价值体系等方面。对于法律文化的构建,我们既要注重加强法律文化的物质、经济根基建设,坚持正确的原则态度,又要采取有效方式方法,培育优良法律行为模式。     

中国当前法律文化冲突成因及整合功能

法律文化冲突是法律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一种非耦合现象。传统法律文化中独特的"宗族"观念与"无讼"观念成为了当前社会法律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更多的从文化这一上位范畴去看待这一冲突,把它视为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整合现象,而不是单纯地把这种冲突视为两种不同法律文化间的对立或吞没。     

大学生看"黑客"

伴随着电子计算机和数码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 ,互联网的规模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膨胀着 ,黑客文化也随之形成。黑客文化对大学生有哪些影响呢？为此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间 ,笔者组织学生对本校（复旦大学）本科生进行了一次题为《大学生对黑客现象的认识》的微型社会调查。调查以问卷形式进行。共发问卷３７９份 ,有效问卷３６５份 ,占９６．３%。调查对象中男生２２７人 ,占６２．２% ;女生１３６人 ,占３７．３%（有２人未填性别）。调查对象的专业分布为 :文科１７５人 ,占４７．９% ;理工科（含管理）１７８人 ,占４８．８% ;医科１２人 ,…     

汉代酷吏溯源

酷吏是曾经活跃于两汉时期的一种官员类型,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思想根源和制度保障是酷吏现象在汉代出现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汉代酷吏的考察动态地分析汉代法律文化的走势,并阐明儒法合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试述法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与法律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自19纪中叶至今,法律人类学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达成了将法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文化脉络中来研究法律这一共识。后续研究者还应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注意到后现代法学、批判法学对法律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影响。     

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辨析

法律是一种文化,法治同样是一种文化。但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对范畴。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和借鉴性等特性,法律文化是法治文化发展的基础,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结果。法律文化是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律现象的总和,法治文化是指文明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不但指先进的法治物质存在方式,而且指人们的一种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一种文明的法治生活方式,二者在建立的基础、价值取向、普世程度、实现难易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论美国法律平等保护的局限性——从黑人争取基本权利的视角观察

文章从黑人争取基本权利的角度切入,考察和研究了美国法律平等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进而从法律平等的视角来思考美国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同时,作者还着重从制宪者们的"人民观"、最高法院法官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总统对待奴隶制和黑人境遇的矛盾心理与摇摆态度,以及"白人种族与文化优胜论"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挖掘了阻碍美国黑人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     

法律科学的诞生

法律科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它研究法现象,理性地将法置于一定的框架之下,它对法进行构造,以便对规范的诠释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可验证的逻辑程序进行。在人类的法律文化史上,正宗法律科学之发育肇始于罗马社会,而在古近东国家以及古希腊社会,并不能发现法律科学之痕迹。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阶段述略

风采迥异的法律文化系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法律文化及其发展有其特定的过程和特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色彩斑斓而又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经历了从单一法到混合法的过程,并以其特有的"伦理法"性格而独树一帜。本文试探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演进的几个阶段,并简略分析了其特征。     

法律文化层次论--兼论中国近代法律文化演进的若干特质

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法律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次--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心物层次--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心理层次--法律价值观、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中国近代法律文化经历了表层变化、表层深化、深层结构的变化三个演变历程,它是在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过程中整合而成的.法律文化的演进始终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法律从属于政治;近代80年间,法律文化变迁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在类型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

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法律中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缺席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观念的,也有体制的.观念的原因主要有国家主义法律观、强制主义法律观和管理主义法律观的负面影响;体制的原因则指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特别是由有关政府部门起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案)的弊病.权力的缺席是导致权力失约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为权力缺席使控权对象缺失,使权力制约失去了规范依凭,同时也使权力在法外推定有了"必要"和可能.而权力一旦在法外能够推定,则意味着权力扩张和权力失约成为必然.为此,作者提出要真正控权,就必须注重公法建设的主张.公法倘要克服权力缺席现象,需强调控权的立法宗旨、确权的立法内容、护权的立法技术和越权的法律责任.     

国际强行法的基本法理思考

国际强行法的出现改变了国际法体系纯粹由任意法组成的局面,使得国际法获得了“公法”属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公法”.国际强行法的约束力并非根源于主权同意,其法律渊源与传统国际法大相径庭.国际强行法与《联合国宪章》第103条共同促使国际法律体系出现了一定规范的等级秩序,前者在于维护所确立的法律关系之排他性,后者在于确保宪章义务之优先性.     

Access to justice for Aboriginal People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research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on Aboriginal civil and family law needs. It is based on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and interviews with legal services providers and other associated organisation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key areas of legal need involve discrimination, housing,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security, credit/debt and consumer law problems. It further argues that welfare conditionality, particularly as embodied in the NT Intervention and subsequent Stronger Futures policies, has exacerbated the need for legal assistance and advocacy for Aboriginal people.     

法律意义标志的诠释学审查

法律是人类通过规则所构筑的意义体系。然而 ,当人们对法律意义进行诠释时 ,所得出的法律意义每每大相径庭。这反映了在法律意义的理解上 ,“只要有理解 ,理解便会不同”的道理。那么 ,如何寻求法律的意义 :有人主张通过追问法律的合法性寻求其意义 ;有人主张通过品读立法者意志寻求其意义 ;有人主张法律的意义就在于法律的文本 ;还有人主张法律的意义在于人们通过对法律的对话而形成关于法律共识。文章站在诠释学的立场上 ,对如上法律的意义标志作了学理解说 ,以证成法律意义标志多元的诠释学理由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法学思潮述评

俄罗斯 90年代的法学思潮 ,集中表现在对法的理解上 ,伴随着前苏联改革及其解体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展开和演进。总体上说 ,俄罗斯法学界在对待法的问题上 ,主要有三种思潮 :自然法 (道德 )的、社会学的和规范主义的。前期注重法的内容 ,忽视法的形式 ,夸大国家权力的消极方面 ,强调法与法律的区别 ;通过法与国家关系的探讨和实践总结 ,后期兼顾法的内容与形式 ,正视国家作用的观点成为主流。文章拟从 90年代前期和后期俄罗斯法学研究的不同侧重来揭示这一时期的法学思潮。     

The Failure of Labor Dispatch Regulation and Its Remedy

In the course of the drafting, enactment and amendment of the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legal provisions regulating labor dispatch have been tightened up.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labor dispatch system is flourishing in a way that defies market trends. The ultimat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much of the system goes under the name of human resource outsourcing to bamboozle the public and evade the law, in effect making the legal provisions a dead letter. The result is that the more the industry is regulated, the more it multiplies and the more chaotic it becomes. Based on comparative law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egal systems relating to labor dispatch in Germany,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It demonstrates and affirms the institutional value of the labor dispatch system, and categorizes its different type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dispatch’s assumption of the guise of human resource outsourcing is the absence of substantive review. We suggest introducing and perfecting such investigation to stem the industry’s deep-seated abuses.     

“We Just Happen to Live He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more lik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ader rather than a strictly academic piece. The purpose is to share from a more personal perspective the unique circumstan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wo social workers in Oregon as they grappled with the Death with Dignity Law. The law has been in effect for six years and a May 2004 decision from the Ninth U.S. Circuit Court allowed the law to remain a legal end-of-life option. Each writer has a unique voice on the process of social work involvement in practice, research, and policy since the law was originally passed in 1994.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     

试论法律合法冲突的制度成因

法律的冲突可以分为违法冲突与合法冲突两类。法律的合法冲突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因素而引发 :一是立法权限不明确 ,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合理冲突 ;二是立法授权不明确 ,由此引发“政出多门” ;三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 ,使得相关立法依据条款界限不清 ;四是立法的连续过程 ,即法律的废、改、立引起相关规定难以及时配套。因而 ,如何通过相应的制度配置来消除法律之间的合法冲突 ,成为保障法制统一性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