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法哲学

法哲学的历史是一个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争相斗妍的历史 ,又是一个理性自身的变迁史。价值唯理性和形式唯理性都无法完成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成 ,这是对人类理性误读的必然结果。既关注内容 ,又不忽视形式 ,这是法哲学的最终使命。但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和考夫曼的关联本体论都无法完成这一使命。诠释性法哲学———一种关于生活的、理解的哲学———将是法哲学的希望。     

西方形式论的沿革评析

西方文学理论历史悠久,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来看,主要是模仿论、表现论和形式论三种理论的形成、嬗变和交替。19世纪的形式论和20世纪的形式论是一致的,对于文学审美特征和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特异性的关注和探索,对于文学自身独立性的充分肯定,两个世纪的形式论是共同的。因此,20世纪西方形式论是19世纪西方形式论的沿革,19世纪西方形式论是20世纪西方形式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渊源。     

哈贝马斯“合法性”概念的语用学分析

自然法和实证主义对法的“合法性”的认识是从语义学的范围中得到的，它们把法律作为一个封闭性的知识系统来认识，不但无法还原现代法治和真实面目，更将使对现代法治和认识陷入黔驴技穷的方法论困境。而哈贝马斯则用语用学的方法证明了法的合法性来自法律商谈的立法程序，他把法律作为开放和行动系统来保证人们表达自由和权利。本文主要探讨了几种方法对法的“合法性”认识，最终认为从语用学角度来探讨法的“合法性”是一种极具创造力的方法。     

法律消亡论的概念分析

法律消亡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个著名论题。法律消亡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批判和理想性特征。法律消亡论是以特定的法律概念论作为支撑的。澄清和揭示法律消亡论的理论语境是评价法律消亡论的重要前提。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律消亡论体现的是法律的阶级工具论,帕舒卡尼斯的法律消亡论以法律的商品交换理论作为基础,太渥的法律消亡论反映的是法律自然主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批评法律的第四种观点建立在疏远论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四种法律消亡论背后的概念理论都对法律持一种狭隘的理解,这些法律概念论没有全面而准确地揭示法律的本质属性。如果持一种更为宽泛的法律定义观,法律消亡论的结论就必须被放弃。     

国家一社会关系框架下的法律观评析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框架下有三种法律观国家中心论认为法律体现国家意志,必须而且只能由国家制定和宣示;社会中心论认为法律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包括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团体的规章制度等;国家-社会互动关系论认为法律包括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制度、社会自发生成的法律制度和介于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之间的过渡型法律制度.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下,无论哪种类型的法律观,均缺乏本体论上的价值关怀,无法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     

论法律话语理论从德沃金到哈贝马斯的演化

为了超越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法律解释,德沃金坚持认为,必须把基本的权利原则作为具体的法律实践的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和适当地制定和应用一种法律.为此,德沃金要求建立一种基于"整体性原则"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但由于坚持了一种"真理符合论"的立场,他并没能对法律话语理论的本质做出正确的解释.为了走出法律话语理论的误区,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建立在"真理合意论"之上的法律话语理论.     

从领导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宪政阐释

在宪政意义上 ,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党就是执政党。共产党要始终掌握国家政权 ,在国家政体中行使公权力 ,实现自己的领导和执政。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来自于对“三个代表”的忠诚和实践 ,形式合法性来自于民主选举和宪政程序的认可 ;执政党的地位、权力、责任和活动方式必须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 ,具有合宪性、合法性 ;同时其执政行为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圭臬 ,接受宪法和法律监督。     

艾亨鲍姆文学批评的实证主义美学基础

鲍·米·艾亨鲍姆是俄苏形式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他既重视建构形式理论,又致力于进行批评实践.在早期批评实践活动中,艾亨鲍姆以实证主义美学为基础,建构新型的文学批评形式,以期使文艺研究摆脱社会学式或传记式的作品阐释模式,从而走出传统守旧的批评模式.     

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之分离论研究

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者认为,法律效力之判准——承认规则能够包容进道德标准而存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是一种可能的包容关系。此种理论观点既与否认法律效力判准上存在道德标准束缚的排他性实证主义法学相区别,也与主张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自然法学相对立。包容性实证主义法学展示了道德包容于法律的另一种可能路径,使法律与道德的可能分离论点得到了进一步说明。     

论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犯罪论体系

刑事诉讼是根据犯罪论体系的指导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的过程.因此,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讼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犯罪论体系除了具有实体法性质外,还代表着刑事诉讼中犯罪认定活动的先后顺序和方式、方法.通过比较德日、英美、中国三种犯罪论体系的程序性特征,分析不同犯罪论体系蕴含的犯罪认定思维模式的不同,从而展现犯罪论体系对刑事诉讼的影响.这种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分析,对加深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实体法环境的认识以及对犯罪论体系建构中的程序法思考都具有启发意义.     

罗尔斯与当代西方政治合法性根据寻求的转向

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政治合法性根据辩护先后经历了三个转向:由超验-神祗向世俗-理性的转向,由决定论方法向主体间性方法的转向,由功利主义方法向契约论方法的转向。罗尔斯的政治合法性契约论解释立场,是不同于古典契约论的现代契约论立场。     

程序自然法视域中法律解释的任务

一直以来,大陆法系关于法律解释目标或任务存在主观论、客观论和折衷说的分歧,难以解决.而实际上,富勒"程序自然法"学说蕴含了对该问题的答案.其"法律的公布"、"法律的明确性"和"官方行为和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三项原则构成了法律文本的解释性准则,并由此决定了法律解释的任务是"重述"法律文本的公开性内容.即法律解释指向并限于法律文本;立法资料不能构成解释法律文本的依据;法律解释是且仅是对法律文本公开性内容的重述.这是属于客观主义的解释立场.     

《自杀论》及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以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为文本,分析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特征研究对象上的客体主义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证主义。迪尔凯姆非常巧妙地把实证和否证方法结合起来,否证了自杀的心理论和自然论,证实了自杀的社会论。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在学术上《自杀论》明显反映了实证主义、客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主张,为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在现实意义上,《自杀论》研究的主要结论,即自杀是由社会因素引起的,自杀分为利己、利他和失范三种类型,为分析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限娱令”的法理解读

广电总局一系列"限娱令"的出台,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特别是限娱令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就实质合法性而言,限娱令有违背法律保留原则之嫌疑,而由于限娱令不符合程序正义和法律公开性的要求,因而并不具备形式合法性。与此同时,限娱令的内容严重侵犯传媒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也将严重威胁传媒企业公共责任与新闻自由权利的行使。更为重要的是,限娱令不尊重公民的理性、自治和自尊,干涉了公民的私人领域。     

“存在论”格义及其流变考

存在论内在地包含着本体论和生成论两个方面,传统哲学关注的是本体论的方面,"奠基论"意义的存在论则把两个方面更好地结合了起来.根据表现形态及内在特征可以把存在论划分为"超越论存在论"、"实践生存论存在论"和"此在存在论" 三种可能的典型形态.     

宪政制度与现代政治合法性

宪政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以宪法及相关法律规约政治权力的获得和具体运作，赋予政治权力程序合法性和运作合法性。契约论的本质在子表达民众的同意，这是宪政制度生成的内在逻辑。民主选举从根本上赋予政治权力程序合法性。有限政府强调宪政制度对政治权力界限的界定以及政治权力对这些界定的遵从，这将赋予政治权力具体运作上的合法性。     

公正定罪实现论纲

公正定罪是刑事法律运行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任务,需要靠形式的定罪知识即法律的规定、实质的定罪知识即自然法与法治的理念、程序法律设置即保障实体法运行的公正的程序、定罪思维方式即解释法律的犯罪论的理论体系等要素的多元支撑,单纯依靠哪一个都不能保证公正定罪的实现,而必须依靠多因素的有机结合。在此前提下,各因素之间的契合性研究也是本题应有之意。因此,如何实现定罪公正之和谐的多元支撑是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洛克《政府论两篇》中两种政府合法性理论的对比分析

“合法性”（ legitimacy)是政治学有关国家理论及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考察政府合法性理论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洛克《政府论两篇》的对比分析,来展现两种不同的政府合法性理论,以期达到对政府合法性理论有更深的理解。     

民间法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与"法律多元"

通过对作为"本土资源论"理论基础的法律多元理论与历史唯物论及其"价值中立"研究方法的检视,可解析出其中包含的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的三种态度--转化、共生和中立.法律多元理论同时包含了"移植法-固有法"以及"官方法-非官方法"的双重结构,而其中"移植法-固有法"这一结构与"现代化范式"可能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随着现代化范式"进入"法律多元理论,使得法律多元理论并不能作为与现代化范式相对立的理论取向.因此,对于本土资源论乃至中国民间法而言,法律多元理论的内在双重结构及其与现代化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认真对待和清晰厘清.     

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重大行政决策追责涉及主体、客体、程序、救济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立基于法学理论及有关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法律规范和实践,可以从追责主体、追责权限、责任主体三个方面解读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主体,从追责事由、责任形式、追责效果三个方面分析其客体,从形式程序、归责原则、责罚原则三个角度阐释其程序,从申辩机制、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申诉机制三个方面论述其救济。通过这些论析,大致可以勾勒出我国重大行政决策追责机制的基本法治要素,解决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相关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