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十七年”文学中“小资”的身体改造

“小资”的改造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和客体都需要进行改造.“小资”的改造不仅是思想意识的改造,同时也是身体的改造.对小资“身体”的改造反而使得必须被压制的身体欲望通过某些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释放.作家的“小资”身份除了在直接的“小资”身体改造题材中得到表达外,在一些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小说中也同样有表达.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作家们仍然会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和探讨自我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革命理性与未被改造的“小资”情结之间的搏斗,看到这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双向流露——既有革命对“小资”的身体改造,又有“小资”的身体对革命潜隐的“反改造”.     

大众传媒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体制建构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体制性的力量驾驭着作家的个人创作.伴随着报刊、出版社的国有化过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文艺生产领域不断强化,文学作品的发表原则、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嬗变.在此过程中,大众传媒运作同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叠合在一起,它们借助权力和利益配王方式,引导作家创作在意识形态设定的框架内进行,催生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形成.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十七年"文学三论

本文探讨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三个问题个性色彩淡化,非理性的被压抑,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试图对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与主流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特别是与新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揭示.     

重构现代性:建国后十七年“国家文学”的意识聚焦——略论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形态

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意识的唯一标记,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指向。就建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言,"十七年文学"是在国家意志的规约下对现代性的价值重构。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中具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它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这种理想主义与当时的政治相结合,导致在文学上形成了一种伪浪漫主义,促使当时的文学创作最终走向了艺术的毁灭之途。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对接与歧异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日渐成为一种思潮,承载起文学大众化的使命。底层书写由来已久,在表现小人物的物质贫困、精神麻木上,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在精神走向、情节结构、审美表现上又有许多歧异。底层文学不管是社会学价值多一些,还是文学价值多一些,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分界窄化了文学场域,在具体阐释中,面临审美削弱和深度缺失的诘问,它的出现和发展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转型时期一部分人的社会情绪和道德呼唤。     

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总体上呈现出一体化的面貌,反日常生活是其主导的书写方向。从人物形象的建构到生活空间的营造,从对性别的想象到对物质的阶级属性的归类,这一时期文学建构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的话语策略是全方位的。不过,在政治允许的限度内,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书写,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而且也意味着文学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可以对政治的构造起到反作用。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论“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的家庭历史变革

新中国的成立使获得崭新身份的公民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家庭之外的空间寄托,甚至一度几乎完全转移了人们曾经给予家庭这一私人空间的历史热情.反映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中,即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政府行为,加之离婚、分家等民间行为,广大村民们的家庭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性变革;家庭的淡出直接宣告着国家显赫社会地位的确立.     

1949-1966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

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言说的思想逻辑.美英所谓的"我们",有时是冷战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有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层面上的,有时则是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的"我们"所解读出的"他们"有所不同,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     

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

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将落脚点置于历史的情景中 ,在关照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 ,既不能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否定当时文学的价值 ,也不能以当下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批判当时文学的意义。在真实关照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细致深入地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对于全面梳理与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曲折 ,总结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以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文学史观念,基本否定了“十七年”文学,赵树理小说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种元叙述并非始于八十年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内部就表现出知识等级化倾向。赵树理坚持传统的文艺形式,以顽强的艺术个性开拓了传播五四新文化的文学途径。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小说既表现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在时代与社会的总体结构中被结构化地建立起来,由此突显出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性体验及其特点。重新阐释大众化时代所产生的这种文学形态,解释它对接受的传统定位,以及在尊重本土接受基础上多元的艺术取向,对认识当今大众文化市场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     

"十七年"的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张力

受建国后“十七年”舆论环境的影响,作家真切的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的威压,形成了一种心态张力。心态张力的矛盾运动,使得一些作家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批判之中。相比较而言,在纠正自我的“偏差”时,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能较快地适应权力话语的要求,在创作上能一定程度地化解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要求之间的张力,把握时代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