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庄子批》(学术资料·上)

山西省文物局藏傅山批点《庄子》过录本,封面朱批“傅青主批点庄子”,其中有眉批、旁批、根批,有朱、墨二色各种符号的圈点。因行文不便,此处只录批语,改名为《庄子批》。文中庄子语不注,郭象注语简称“郭注”,陆德明音义语简称“音义”,傅山批语简称“眉批”、“旁批”和“根批”。     

余萧客的生卒年(外一篇)--文选学著作考(二)

清选学家吴县余萧客著有《文选音义》和《文选纪闻》。《文选音义》,四库馆臣竭力贬斥,以为有八失,钱泰吉《曝书杂记》则云:“吴县余仲林集《古经解钩沉》极精博,所为《文选音义》则体裁殊不称,《四库提要》详论之……然《音义》多用直音,便于省览,载义门校语颇详,亦初学所不废也。”[1]卷上持论较馆臣平正。《纪闻》则多载《文选》有关典籍资料,当代学者视与《音义》并为清代选学家创业之作。《音义》初刻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纪闻》首见于余氏门人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氏之记,引起当代选学家的质疑。先看江藩的著录——(余氏)悔少作(…     

高丽新藏本可洪《〈广弘明集〉音义》说字校勘举例

《广弘明集》是唐道宣晚年编撰的一部佛教思想文献集,是中古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之一。《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以下简称《可洪音义》)是五代可洪编撰的一部偏重辨析手写佛经疑难俗字的音义书,该书卷29、卷30为《广弘明集》注了5480条音义。可洪每则音义条目主要包括词目、注音、释义、说字、校勘等。目前,《可洪音义》的完整本仅见于高丽新藏中。我们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试对高丽新藏本可洪《〈广弘明集〉音义》说字内容中存在的传刻失误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赣巨人”质疑

根据《山海经》郭璞注和《尔雅·释兽》所载,说明“赣巨人”是兽而不是人。同时通过对“赣”字形音义的探讨,说明“赣巨人”即“戆巨人”。     

刘赜重订汉语言文字略例

武汉大学刘赜教授新著《说文古音谱》,附有《重订汉语言文字音系略例》一文(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今年第1期)。文中提出以下各点:语言以声音表义,文字寓音义于形。音、义、文字三者不可分割。事物怎样,文字音义也怎样;“文字音义本缘诸实事以生者也”。文字后作,以代语言,“其文尽先民之心声,其声则史”。“昔尧遭洪水,尧字与所从之垚,并高土之名”;又“禾名曰私,厶产盖始于农艺”。自然先于人为,词汇随着事物的演变而损益。“兽角有两,……而二玉相合曰     

《摩诃僧祇律》之慧琳“音义”考校

《摩诃僧祇律》之慧琳"音义"存在讹、脱、衍、倒等文字问题。今以《中华大藏经》为底本,结合《高丽大藏经》、《碛砂大藏经》以及相关典籍对《摩诃僧祇律》之慧琳"音义"进行校勘,以期对佛经音义及汉语史研究有所裨益。     

月氏音义诠索

关于“月氏”的音义,迄今尚无一种说法可以视为定论而为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只要涉及西域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便不能无视月氏在其间的重大作用,这也就是治西域史者无不重视月氏研究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月氏”音义的诠索,从而揭示古代西域文化的一个侧面,结论是“月氏”的本义为“南南人”。《逸周书·王会篇》:“禺氏(?)     

《经传释词》引据法研究

“引据法”也可以称为“引用证明法”,是训诂研究过程中广泛运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经传释词》在研究虚词的过程之中引用了多种训诂专著、多种注疏专书和不少时人的研究成果.引用训诂专著,例如《说文解字》、《尔雅》及孙炎、郭璞等人注、《小尔雅》、《广雅》及《广雅疏证》、《方言》、《玉篇》、《一切经音义》、《颜氏家训》有关内容、《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等.引用古人注疏专书,如关于《尚书》的:某氏《传》、林之奇《尚书全解》、段玉裁《尚书撰义》等;关于《诗经》的:毛《传》、郑《笺》、《正义》、《毛郑诗考证》、马融《注》、《韩诗》及其《传》、     

“奇服”别解

屈原《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王逸《章句》云:“奇,异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又道:“言己少好奇伟之服,……”历代学者皆承王氏旧说。笔者认为“奇服”乃“长服”,其内涵是指“长”和“高”的服饰。众所周知,屈原喜欢高冠长剑,且至老不衰。《涉江》谓“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离骚》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是其证。下面可从两方面论证:第一、“奇”原有”长”和“高”义。《战国策·秦策》:“辩言伟服”。高诱注:“伟,奇也。”玄应《一切经音义·那先比邱经音义》:“《淮南》曰:“屈奇之服。’许叔重曰:‘奇,长也。”《六韬》:“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奇”“伟”互文,可见“奇”确有“长”和“高”的意思。所以,“奇服”是指“长”和“高”的服饰,亦即下文长铗陆离,切云崔嵬之服。     

《说文解字注》声训条例述评

清儒段玉裁编著的《说文解字注》是研究“说文学”的权威之作。段氏作注不拘泥于字形,从大量琐碎的训诂实践中系统地总结提出了诸多“因声求义”的声训条例。本文通过归纳、分析《说文解字注》的声训条例,阐述了段氏音义相贯的训诂思想。     

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     

百年来的吐蕃音义及藏族族源研究

“吐蕃”音义的考述与藏族族源问题密切相关,国内学术界对“吐蕃”音义的考证和藏族族源的探讨颇多.本文拟就对百年来中国学者相关的重要成果予以考述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回顾、分析和总结,以资学界参考.     

从字的训释看两部词典吸收训诂学成果方面的问题

研究、编制辞书，古代训治学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丰富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科学的成功经验。简单地概括，可以叫做“两大资料”（训沽专著和训释资料）和“两大经验”（说文系著作的经验和雅学系著作的经验）。我们现代编写字书辞书，尤其是历史性字书辞书，应当汲取这份文化遗产。因此，《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都把“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继承前人的成果”，“注重形音义的密切配合”，“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等，写在自己的“前言”中，作为最高目标。现在，拿了这种标准来检查这两部辞书，基本达到了它预期的目标。但是，从严要求，仍不无遗憾，还有一些好的传统没有继承下来。我们以这两部工具书对“放”字的解释为例，谈几点看法。     

《晋书音义》的“协韵音”

《晋书音义》的“协韵音”不同于后世朱熹等人的“叶(协)韵”。它是用直音法为晋时诗文用韵注上当时的音读,起着区别两读或两读以上字音的作用,体现了何超对古今字音变化的确切认识,为今人研究上古到中古语音演变提供了客观依据。它与钱大昕等人所说的“随意转读”字音无关。     

《尚书》的“卜不习吉”观及其与《易传》的关系

《尚书》“卜不习吉”观:纵向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天佑于一德”、“动罔不吉”——“敬修其可愿”、“卜不习吉”;横向上,“天命/天德”、“王命/王德”、“民命/民德”三位一体.这与《易传》纵向上本天道而立人道、尽人事而听天命,横向上广德广业、得正得位的卜筮观义理相通.以《尚书》与《易传》互参互证,对于阐明二书相关篇章的成书年代、观念结构及其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都很有帮助.     

论《周易》之“数”的生命性

“数”在《周易》中并不是抽象的代码,而是具有生成性、变化性、全息性的符号系统,它与象、时、位、理、占等结合,是一种以时间性为主导的时间与空间性存在.它无所不包,既代表天地自然,又“推天道以明人事”,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它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言的“数”有很大区别,《周易》之“数”尽管是数理符号,却充分体现了《周易》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     

汪更新之虎鱼

在徽州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令我们徽州人无比骄傲的与齐白石齐名的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如今又出了一位海内外负有盛名的国画名家汪更新先生。正如悲鸿的“马”,白石老人的“虾”黄胃的“驴”一样,汪老的“虎”和“鱼”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九十年代以来,《人民日报》、《中华英才》、《文汇报》、《解放日报》,台湾的《亚太时报》、《世界论坛报》及香港、澳门等海内外上百家报刊和权威评论家都以“鱼王”、“虎王”冠之。这是当今画坛独一无二的奇迹。     

比较与反思——从两位女性人物形象看两位俄国作家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出现了两位伟大作家,一位是有“俄国革命镜子”之称的托尔斯泰,另一位是被奉为现代派鼻祖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两位生于同一时代的伟大作家,以自己天才的创作,为世界文学史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白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伟大作品.他们的出现,是俄国文学的奇迹,亦是世界文学的奇迹.两位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优秀的艺术形象.在此,笔者拟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和《复活》中的女主人公玛斯洛娃进行分析比较,试图由此对两位伟大作家的创作思想进行一次小小的管窥.     

释《诗经·大雅·板》之“板板”

该文通过考察与《诗经·大雅·板》中“板板”音义相通或用法相同的一系列词,认为板板作为描写上帝的重言词,是大貌、盛貌,是写帝王威仪之宣著的词语,在具体的语境中带有贬义色彩。     

新见旅顺博物馆藏《一切经音义》研究——兼论《玄应音义》在吐鲁番的传播

旅博只发现2件《玄应音义》写本,而新近又整理出12件,其中既有正规写经,也有字迹纸张一般的私人写经,且大多数写本更接近《高丽藏》的刻本系统。《玄应音义》不仅仅是宗教性经典,同时也是实用性强的工具书,在传播过程中,抄写者往往会根据自身需求对文本加以增删改造,或添加本地方音,或删去不需要的古文。这种改造过程也是知识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样貌的《玄应音义》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