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部开发的民间文本--建始龙氏族谱个案研究

根据雍正、同治、光绪三个版本的建始苗族龙氏族谱,结合方志、墓碑等其它地方史料,考证描述修谱的任务、作用和谱书所反映的苗族聚居区社会变化.在清代康熙以后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建始民间社会经历了从边缘进入主流的社会转型过程,主要表现为组建家族社会、文化改造和形成民间社会精英并逐步转变成乡绅.     

清代满文档案中的甘青川地区蒙古俺答汗后裔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入居甘青川地区蒙古俺答汗后裔的遭遇十分悲惨.清代康熙年间满文档案中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据此可了解17世纪末蒙古俺答汗后裔--楚呼尔台吉在甘青川地区历史变革时期的政治活动.而清朝廷围绕"安置"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可为当今"藏彝走廊"的研究提供新鲜的史料.     

汉代女性诗歌浅析

汉代的女性诗歌是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女诗人身份的不同,可以将她们的诗作分三类,即宫廷诗、民间诗和异域诗。通过对汉代女性诗歌的研究,既可以了解汉代众生百态特别是女性的真实生活,又可从中把握文人五言诗的发展轨迹。     

清代笔记中的西藏

清代笔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记载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既可与《清史稿》《清实录》等正史相互印证,也可补正史之不足笔记中的史料涉及清政府数次用兵西藏、驻藏大臣设置、章嘉呼图克图等内容,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鲜明的国家主权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也为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清代的一系列政策治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清廷治藏的成功经验对解决西藏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藏赋》风俗文化考略

《西藏赋》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篇以赋体的形式描写西藏的历史文献,对了解清代西藏社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文在解读《西藏赋》风俗文化的基础上又做了简要的评论和概括。     

明清以来苗族鼓舞文化的历史人类学透视

文章对苗族鼓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苗族木皮鼓由木鼓演变而来,在制作与使用苗鼓的过程中形成特定形态的鼓舞文化。苗族鼓舞历经春秋战国、唐宋时期的文化累积,到明清时期完整形成,清代以来苗族农闲时举办的五种典型鼓舞彰显了苗区闲暇文化生活形态,其象形动作在描绘苗民农耕生活情景同时又反映了农耕民族的生活规律,展示了云贵高原及周边山地民族丰富的农耕文化内涵。苗族鼓舞文化作为民间传统文化,既来源于苗族家庭生活又成为苗族家庭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影响整个苗族社会生活。     

“歌花”与“歌骨”——苗族古歌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刍议

苗族古歌(也称苗族史诗)在苗族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学界关注到了苗族民间艺人口述中的"歌花"与"歌骨"现象,并将之作为民间歌手的习艺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对其中隐含的古歌传承规律没有作更深入的阐述,也未将之上升到民间文学"稳定性"与"变异性"这一理论层面进行辨析,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层面上,往往仅介绍古歌传承中存在着这一现象,也没有进一步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抽绎。本文旨在对苗族古歌这一民间口头叙事传统进行研究,来分析整部古歌的流传、变异过程,重点论述"歌花"与"歌骨"背后所隐含的古歌的稳定性、变异性特征,以此来对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中这两大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列清史为学科”——孟森史学的展开过程

孟森于1931年始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是为孟森长达三十余年的史学历程之转捩点,据此可将孟森治史历程划分为前后两期。在官书与私家记述两类史料的评价问题上,孟森经历了由前期偏爱私记向后期倚重官书的重大转变。孟森终生坚持信史理想,一以贯之,并以此为依托,在前期提出"列清史为学科"的主张。针对清史史料的特点,孟森逐渐摸索出以"钩剔贯串"为主要特色的传信之法,与他对于官书私记去取与评价倾向的前后转变相应,孟森钩剔信史之法,亦由前期之依赖明清士大夫著述,转而问津于清代官书,而孟森在编撰《清朝前纪》时,发现清修《明史》中建州史事的漏笔,竟成为这种转变发生的契机。任教于北大以后,晚年孟森参与整理明清档案,开始注重史与史料之区分,提出"史自史,史料自史料",导致他对于清代官书尤其是《清史稿》的态度发生剧烈变化。孟森史学之重心,亦由前期屡屡重申以修成清代正史为理想,向后期以汲汲于保存清代史料为职责转变。     

《孤儿与龙女》与“龙女”型故事比较研究

苗族的《孤儿与龙女》故事与根据汉族民间流传而定型的“龙女”型故事在母题上有很大的差异，通过这些差异的比较，苗族的“龙女”故事更具有曲折悲婉之美，塑造出的龙女形象更人性化，有着一般“龙女”型故事所没有的母性的光辉，更贴近苗族妇女的生活与她们所受的苦难，少了神性。传说性片断的插入更增加了《孤儿与龙女》故事的悲剧性和创作者们的道德价值判断。     

博弈与互惠:苗族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机制

民间习惯法作为苗族传统文化事象产生历史久远,表现形式多样,根植于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苗族民间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与国家法同时并存,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与国家法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国家-地方"、"官方-民间"、"大传统-小传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的博弈中实现互惠。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90年代专书词汇研究论略

九十年代专书词汇研究的进展，表现在题材范围扩大、内容的完备化、方法的科学化、价值的多元化四方面。专书词汇研究的不足表现在缺乏完善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专书词汇的研究应寄望于未来。     

论在多党合作制度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民主党派自觉自愿的选择，是各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历史经验，是民主革命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承续和发展。在多党合作中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曾提供了成功的实践和经验。     

关于甲骨文声符形化字的讨论

于省吾先生认为形声字的起源,是从某些独体象形字已发展到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然后才逐渐分化为形符和声符相配合的形声字。并且这些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是界乎象形和形声两者之间,他称之为＂独体形声＂,并举羌、姜、天、麋等字例。在＂独体形声＂说的启发下,作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发现一批这样的字例,这类字构形比较特殊,将之称为＂声符形化字＂,它们可以解释甲骨文形声字的起源问题。     

六朝“清绮”辨析

六朝是文学不断走向自觉的时代,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因此有大量的文论范畴产生,其中不少频繁出现在六朝文人笔下,其内涵多变而复杂,"清绮"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清绮"在文学风格论的领域,因与"清"相关联,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反映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次,它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其他范畴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当文学在不同时代产生不同思潮及表现不同审美倾向时,其意义也在不断地丰富或变迁.更重要的是"清绮"在六朝文论中极具代表性,为此,微观地用"以意逆志"的方式将它区别于"绮靡"、"轻绮"等几个相近的范畴,对认识六朝文学及相关作家作品的共性与个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论语·八佾》中的社

《论语·八佾》中的“社”,部分古代注本和几乎所有的今人注本,都解释为“木制的牌位”。本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里的社,是指代表社神的活着的树木,而不是木制的牌位。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企改革主要是围绕着分配结构的调整进行的。在这个阶段的改革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关于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关于国有企业的运行目标的问题、关于国企的经济利益问题以及关于政府与国企的关系问题。从实践来看,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国企改革的成效,而且影响到我国国企进一步改革的进程。     

六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长江三角洲的土地开发

六朝时期,我国北方人口持续地大规模地南迁。大量人口的涌入有力地促进了长江三角洲的土地开发,从而使这一地区从相对落后的状态迅速地向全国领先地位迈进。     

论在多党合作制度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法律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 而是在领导新民主义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个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专政, 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等理论, 都是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基本理论依据。宪法规定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规定四项基本原则是一切党派和法律所必须遵循的前提, 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合法的领导地位。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水环境

水环境的变迁与珠三角城镇群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水环境影响城镇的经济发展。由于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人们按照自己的观念意识与实际需要塑造着和影响着城镇的山水人文景观,积极进行水环境的治理。治理的过程同时又是社会变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