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公观念论析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剧烈动荡,思想领域也异常活跃,公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针对灭私立公的传统公私观,黄宗羲提出“自私即公”,并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公天下。为了保证社会的公正,必须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种公观念带有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个体化的限度——公共性与团结性的社会整合路径探索

与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步,个体化进程凸显个体面对的不确定性社会以及有风险的人生,社会整合成为重要议题。已有的相关研究多以超验共识、物质利益和国族意识为参照来看待和审视现代社会,对于个体化社会新阶段不同文明的特征缺乏全面理解。在个体化背景下,社会整合是指个体关于现代社会的想象,公共性和团结性是个体化社会整合的两种价值取向。前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具有生活政治特征的公共生活,而后者的社会整合路径表现为以社群生活为主的小共同体生活和基于国家认同的大共同体生活。在比较的意义上,社会整合蕴藏的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构成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内在差异,型塑了中西世界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其当代诠释——基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

公共性的价值取向贯穿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思考的始终。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在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现实、由公共性具体制度和体制的设计到实证分析三次历史的转向。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在当代不仅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对当今时代不同维度的发展问题给予了回应。     

战后日本公共性的结构转型研究

＂二战＂后,日本在自民党主导的＂55年体制＂下形成了官民对立型公共性,即官制型公共性和与此形式相抗衡的市民运动型公共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55年体制＂的崩溃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逐步展开,官制型公共性开始弱化,志愿型公共性取代市民运动型公共性并得到了发展,由此形成过渡融合性公共性。2009年,日本民主党政权提出＂新公共性＂,强调政府与以NPO部门为核心的民间主体基于对等、独立与自治的原则共同承担公共性之实践,致力于构建市民参与型社会,由此开启＂新公共性＂时代。     

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的意义与理念

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对当代中国死刑的适用和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既能推动当代中国死刑制度的彻底变革,也能促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观念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在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中需要正确理念的指引。理性、宽容和人道是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的三个最重要的理念。其中,理性是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的最深层、最关键的解,宽容是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的最实在的解,人道是当代中国死刑观念变革最宏大的解。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公共性及其实践表征

社会中介组织的基本属性是由组织设立目的、职能及权力属性所决定的。社会中介组织实现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履行公共职能的行为表明,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社会中介组织的公共性属性昭示：社会中介组织的核心价值理念应包括责任、人道、效率等三个方面。     

"公"观念的历史纠结与公德意识的当代重塑——兼论和谐社会视野内伦理体系的基石

传统社会虽不乏"公"观念,但大多带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抽象伦理意味,其政治层面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浓厚,而社会伦理的公共性明显缺乏,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公德意识的阙如.当代和谐社会治理目标的提出,在理论上确立了公德的伦理基础地位.但在实践层面,要扭转公德不彰现状,惟有通过励行德治、重整教育双管齐下,才能实现公德意识的当代重塑.     

制度-接点-生活:乡村公共性再造的实践逻辑

乡村公共性再造是重塑乡村共同体的关键。文章以X村为研究案例,构建“制度-接点-生活”的分析框架,探讨其公共性再造的实践方式、过程和逻辑。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性再造在制度、生活和接点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公共资源、公共规则、公共精神再造的方式,经历植入阶段、自主阶段、整合阶段,实现公共性可持续生产。在乡村公共性再造过程中,通过供需匹配机制、规则互补机制、价值统合机制,实现制度逻辑、生活逻辑、接点逻辑的耦合。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公共性品质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同一主题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共同富裕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谐观,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公共性品质.     

公共性的产生与生产——兼评中国语境下的公共性生产问题

通过对有关"公共领域"与"公共性"解说的梳理,笔者认为公共性产生逻辑强调的是人们经公共领域内的商谈、辩论和协商等交流和互动的形式产生公共性。而公共性生产逻辑关注的是产生特定公共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公共场域的结构性特征。由于公共性总有一种与自身相背离的潜在危机,因此,笔者沿着这两条线索考察了公共性的产生和生产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语境下公共性生产的路径选择问题。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论要

文体观念可以通过诗文评、目录学著作、经书、史书、子书、诗文等文本形式直接表达,也可以通过创作实践、文献编纂、礼乐仪式、政治制度、文体概念、文献称引、语言文字等得到间接反映。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史研究,文体批评史研究,文体分类史研究,总集、选本、类书、丛书编撰研究,分体文体观念研究,专人文体观念研究,专书文体观念研究,具体文体观念研究以及文体观念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互动的研究。以文体观念为研究切入点,可以彰显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学科意义,贯通文体观念发生、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并拓展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范围。     

卢梭“道德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探微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学者,卢梭立足平等自由的应然维度展开对现实奴役的反思,提出了以社会契约沟通个体权利与共同价值的道德共同体思想。道德共同体的建构缘于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的德性堕落,在结构上展陈为公意、人民主权、法治教化的三位一体,并以平等的自由为价值旨归。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个人观念的变迁: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思想分析

埃利亚斯在《个体的社会》中指出,个人与社会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必须实现从传统的实体思维转向关系思维来探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个人具有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两大面向,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个人认同经历了传统的"我们认同"向现代的"个人认同",再向更高层次的"我们—自我平衡"的认同变迁。     

论家本位观念对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制约

中国传统的家本位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人,中国社会公益事业要想取得更好发展,需要提高国人的社会观念。然而家庭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承担的责任与任务决定了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家本位观念,而家本位观念是不利于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的,家本位观念是制约中国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瓶颈。发展中国社会公益事业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需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同时还需要注重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要将现有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分配,防止社会问题出现和扩大化,注重社会的科学发展,尽最大可能减少社会问题,使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传统公私观念的内在悖论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传统社会中的公与私,无论体现在社会秩序还是在价值标准上,都缺乏理性思考和系统的理论架构,有其内在的悖论。"公"的绝对至上性与"私"的模糊性,使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利主体与利益分配主体不明确,一方面造成公私领域的截然不分,另一方面又导致公私价值的绝对对立。在传统公私观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只重义务不重权利的单向性社会关系,公私领域截然不分的一体化社会结构,以及重德治、轻法治的泛伦理化社会形式。     

义务观念的现代理解

义务是与权利相对应的最基本的法律范畴,是对权利的承诺。义务的本质特点与外在表现是主观自愿,而不是外在强制。义务的自愿性既是主体自律的现实表现,也是社会自治的心理、理论和制度根源。它为社会自治和自愿性组织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前提,也为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契约经济学提供了法律上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