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剧的繁荣

我国古代戏剧的形成,曾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萌芽和发展成熟的时期。大约在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前半世纪,也就是我国宋、金时代,从秦、汉以来的巫觋、优孟、百戏、角抵戏、代面、踏摇娘、参军戏等表演伎艺和不成熟的戏剧表演,逐渐形成了有四五个固定角色表演故事的杂剧和院本,还有流行在浙江温州一带的戏文。虽然,除戏文《张协状元》可能是宋人之作外,其它宋金杂剧和院本,都没有作品流传下来,但是,许多研究     

金院本《打王枢密爨》考——《杨家将论丛》之三

《打王枢密爨》(cuàn窜,下文均以C.代)为现存的金院本目录之一,见于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廿五院本名目中的《诸杂院C.》项内。老辈专家历来认为它是金代戏曲中的杨家将剧目。余嘉锡早就说过: “而杂剧小说,乃谓枢密使王钦若,本辽之间谍,故谋杀六郎,为辽除害……观辍耕录     

古代戏曲音乐南戏及其特点

南戏 ,亦称戏文 ,是我国古代最早成熟的戏曲音乐艺术 ,被人们誉为“戏剧之祖”。明祝允明《猥谈》云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 ,南渡之际 ,谓之‘温州杂剧’”。它是用南方语音、民歌小曲合成的一种民间戏曲 ,自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 ,在浙江省的永嘉一带极为流行 ,故又称之为“永嘉杂剧”。徐渭《南词叙录》亦有记载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 ,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 ,另曰‘永嘉杂剧’”。南戏的产生早于北方杂剧 ,最初只是一种以村坊里巷歌谣小曲为基础的歌舞小戏 ,在发展过程中 ,大量汲取了宋词、元曲以及诸宫调养分 ,逐渐完善…     

党项族的武技及其尚武精神

党项族,又称“党项羌”,是中古时期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在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曾建立起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有汉、藏、维、蒙古等族的多民族政权,国号西夏,先后与宋、辽、金政权鼎足而屹立在中国土地上。在这些鼎足分立的政权中,论版图,它比北宋、南宋、辽、金等政权小;论人口,它比北宋、南宋、辽、金等政权少;论财货,它比北宋、南宋、辽、金等政权贫乏。然而,其立国时间,却比北宋、南宋、辽、金各朝的时间都长,而且,在其立国的两个世纪中,总是以一个军事强国的面目出现,南侵宋,东败辽,与强大的金王朝也时战时盟,相持     

“院本”考辨

<正> 在我国戏曲史上,有“金院本”一词。“院本”是什么?它与宋杂剧和元杂剧有什么不同?翻检一些有关资料,对“院本”有两种解释:一是以明代朱权为代表的解释,同意其解释的有王国维及其目前出版的一些辞书等:再一种是以元代夏庭芝为代表的解释,与其解释一致的有明代的徐充、沈德符等。这两种解释哪一种确切呢?本文想就此问题,作些比较、分析、辨别。先说以朱权为代表的解释。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卷上中说:     

试论元代帝王戏繁荣的原因

研读中国古代戏曲史料,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而且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所载的二百八十种“官本杂剧段数”中,可知以帝王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戏(姑称为“帝王戏”,下同)。只有两种:《羹汤六幺》、《梦巫山彩云归》(参见谭正璧《话本与古剧·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在现存的二百三十八种宋元南戏名目中,可知为帝王戏者只有七种:《十大功劳》、《丙吉教子立宣帝》、《马践杨妃》、《楚昭王》、《汉武帝洞冥记》、《汉武帝御苑射雁》、《刘备》(参见钱南扬《戏文概论》第一章《一篇总帐》);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金院本名目六百九十四种,可知为帝王戏者也不过十种:《病襄主》、《陈桥兵变》、《纤龙舟》、《击梧桐》、《羹汤六幺》、《断朱温爨》、     

照耀人心的双日——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和“水浒戏”

在元杂剧的繁荣时期,有一大批作家(包括一些成就很高的作家)经常以包公故事和水浒故事为题材写作剧木,以至于在元人杂剧中形成了“包公戏”和“水浒戏”两大门类。过去,一些研究元人杂剧的学者大都把包公戏和水浒戏当作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杂剧看待,认为前者属于“清官戏”,虽然肯定它们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但同时提出了许多批评;认为后者属于“反映农民革命”的戏,给予了许多溢美之词,大有拔高之嫌。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两类戏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们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或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或是     

关于金院本著录的思考

陶南村《辍耕录》中所收院本名目,未必皆具备相对完整的情节,也未必皆为由人物扮演故事,当有相当的杂耍、游戏以及近似于古代俳之表演伎艺的语言类节目.“院本名目”中所著录的剧目,多应是金太宗之后的产物,视这一时段为金院本的繁盛期,殆距事实不远.无论是“冲撞引首”,还是“打略拴搐”,都很难称得上独立意义的戏曲.在演出时,很可能是或用于前(类似于宋话本的“入话”或“头回”),或置于后(相当于宋杂剧的“纽元子”),而“诸杂砌”,则或是剧中穿插表演以弥补剧情不足的“小玩意”.     

汴京杂剧兴衰录

公元十一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由于它在国家政治、军事方面——从而也在经济方面所占据的中心地位,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宫廷豢养和商业化寄食的双重优越条件,为戏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而,在唐、五代优戏基础上形成的宋杂剧,得以在这里活跃一时,蕴成汴京一代戏剧的盛况。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以往我们的注意是不够的。有关汴京杂剧兴衰的情况、原因,汴京杂剧兴衰的基本面貌,汴京杂剧兴起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评辽在夏、宋关系中的作用

北宋、辽、西夏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三国鼎立时期。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或战或和,既相互利用,又互相对立。虽然宋与辽、宋与夏、辽与夏三组关系各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但这一时期矛盾的焦点基本集中在北宋。辽与西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与北宋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进而形成了联合抗宋的局面。其中,辽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不仅直接对北宋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在夏、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夏、宋关系是北宋、辽、西夏三边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它对宋、辽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辽统治者十分注意夏、宋关系的     

辽金元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概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前言

辽代文献大量散佚,从今存作品看,辽文的基本体貌与五代文、宋文相同,辽诗却显得粗粝.金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早期作家大都由宋入金,到金世宗大定以后,文学大盛,出现了著名作家赵秉文、元好问和王若虚.与作为区域性王国的辽、金不同,元朝是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文学繁荣,诸体兼备,尤以元杂剧最为重要,它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等都是闻名的戏剧大家.宋代出现的南戏在元代继续流行,艺术上还有发展,元末产生的《琵琶记》成为其杰出代表.元代散曲的兴盛是继宋词以后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上继金末和宋末的宗唐诗风,元代诗坛宗唐成风,对明清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     

金朝女真皇族研究现状述评

在金朝作为国之枝叶的女真皇族是一个颇为引人注意的特权阶层,虽然目前还不见金朝皇族研究的专著,但其研究成果散见于金史研究的论著中。对金朝皇族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元朝就开始了。到了清代,由于满族崛起东北,而且满族与女真族还有着渊源关系等原因,推动了金朝史学研究的热潮,出现了不少论及金朝皇族的论著。清朝以后,金朝皇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金代文学编年史》编写札记

《金代文学编年史》的编年范围,上起金朝开国之收国元年(1115年),下讫段成己故世之至元十九年(1282年)。在该书中,金入元以后约50年,主要关注金代遗民活动。内容包括作家生平仕履、除佛道诗词以外的全部可编年作品、文人交往、文学论争、作家群活动等文学资料,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各类艺术资料,旁及宗教与社会风俗。用编年方式,构成“文学上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全方位展示一代文学的演绎发展历程。     

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

房是金末元初的重要诗人,"河汾诸老"之一。他追随元好问积极参与开创"以唐人为指归"的诗歌创作局面。史料散佚是其生平、思想、创作和地位长期以来隐而不显的主要原因。对有关史料的考稽辨析,对房文学思想、成就、贡献和地位的探赜发微,有助于从特定侧面揭示金末元初诗坛风尚和诗学思潮。     

辽、金、元科举制比较研究

通过断代间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辽、金、元三代在对科举功能认同度、科举程序、所设科目与内容及登科人数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三代的学校教育普遍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在"民族"这一维度上,三代科举制虽各具独特的民族色彩,但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通性:辽代虽最终"面向汉藩",但主要"面向汉人"的政策显示出了契丹人自身尤其是其统治者长期不屑科举的一面;金、元两代直接凸显出了强烈的民族歧视。辽、金、元三代科举制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大同御河兴云桥的历史及建筑形制

御河是大同市内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它由北而南从城东门外流过。作为东出必经之路，御河桥上建置桥梁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根据考古出土文物及参考文献可以得知，御河上建桥有确切记载始于金代，它是一座五拱石桥，元代重修时命名“兴云桥”。金代御河桥经元明二代历时四百余年，万历八年拓故基重建为十九孔石拱桥，‘仍名兴云桥，清嘉庆年间倾圯。     

辽金元绝句诗探骊

辽金元绝句诗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代的水平,将中国古代绝句创作推向新的高度。辽代绝句诗创作始于耶律倍,圣宗以后在艺术上逐渐成熟,终于到耶律弘基、萧观音臻于艺术水平的最高点。金绝句诗的发展分为三期:前期借才异代,为草创阶段;中期国朝文派的绝句诗创作出现高峰;后期是绝句诗的繁荣鼎盛阶段。元绝句诗的流程以延祐年间为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元绝句诗为中国古代这一体类的诗歌提供了很多新的因子。辽金元绝句诗是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是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金代社会及文坛的关系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少数民族政权下统一的区域文化形成后的产物。其核心不是反封建,而是女真统治者观念的反映。其写作主旨和元好问等金代文士的理想追求相一致,体现的是金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其写情和叙事的潮流,是元代文学兴盛的基础。     

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与区域行政区划体系的演变

宋辽金元时期,中国城市管理制度日益完善,宋代出现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都厢;辽代设置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金元设置了城市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这些专门行政管理机构标志了这一时期城市行政建制的形成和建制城市的出现。城市行政建制的设立使城市行政管理成为区域行政体系的重要环节。本文旨在考察自宋至元城市行政建制的嬗变及其在区域行政体系中的演变。     

从《金谷诗序》《兰亭集序》看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

西晋时期的金谷园会和东晋时的兰亭会均有诗文存世,比较《金谷诗序》及《兰亭集序》可知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有着本质的差异。金谷园会昼夜宴游的侈汰与石崇的务竞功名及金谷园的奢侈豪阔一致,兰亭会的高雅潇洒与王羲之的坦荡超逸及会稽山水的自然清丽相得益彰;石崇笔下的山水更多堆砌雕凿,更具富贵气象,而王羲之笔下的山水则纯然一派自然清丽,更具有审美意味;石崇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零之无期”是对生命短暂、富贵易逝的恐惧与忧患,是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王羲之的兴怀生死之叹既有对生命的感性体验,又有在对宇宙的仰观俯察之中的哲理性的思考,它体现的是对生命的高度理性和清醒的超越意识,更具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