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言意之辨"与文学创作中的言意观

文学创作中的言意问题在六朝时提出并受到极大的关注,并不偶然.一方面,魏晋玄学言意思想为其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和广泛的内容;另一方面,六朝文学创作的繁荣为文学全面深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中提出了必然要求.文论在吸收哲学思想的同时,根据文学自身性质,使言意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诗学论题.文论家深刻认识到文学创作中的言不尽意现象,但没有从形而上的理论层次去论证言能否达意的问题,而是立足于创作经验,讨论创作中言意紧密结合的思维状态、言意活动的顺滞状态、语言在构思和传达中的"机枢"作用以及言不尽意的原因等,并且从言不尽意的困苦体验中跳出,逐渐开拓出超越筌蹄的审美路线.     

思维内反馈操作的太极图方式

思维必须使用语言,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有形成思想的过程和表达思想的过程。表达思想主要是使用扩展性语言展示思想内容,是由思想到语言的过程,语言在这里就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形成思想则主要是使用精约的内部言语产生思想,是由语言到思想的过程,语言在这里就是生产思想的工具。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如何使用内部言语对思维加工进行内反馈调节的操作问题,这是由语言到思想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汉字意象思维特征与古典诗歌审美意象的关系

索绪尔符号论中,"能指"仅仅局限于"音响形象",但是,汉字这种语言符号,其"能指"不仅仅局限于"音响形象",更是一种象征性语言符号,受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意象思维特征,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和鉴赏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审美意象的隐喻性和延伸性,并且得以升华。     

中国文学的形象思维诞生于《诗经》论

在中国文学"形象思维"研究领域出现了三种错误观点:(1)仅仅将形象思维视为作家艺术家表达思想的"表现方法";(2)否认形象思维作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的独立存在性质;(3)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外来词汇.以上三种观点均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形象思维"既不是一个外来词汇,也不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文艺理论概念,它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早在<诗经>中已出现了形象思维方式.在<诗经>文本里,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1)普遍注重了独特意象的精心选取与引比联类的巧妙利用;(2)以借代、借喻和象征为代表的修辞手法的娴熟使用;(3)双声叠韵、叠词、联绵词、咏叹词的句法模式和重章易词、反复咏唱的章法模式的有机运用.三者相辅相成,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光彩熠熠地屹立于世界古典文学宝库里,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论柳宗元流寓文学创作的意象图式与隐喻编码

在符码性质与符码组合层面讨论柳宗元愁苦愤懑情感的意象化,解析其流寓诗文创作的隐喻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承载柳宗元隐喻思维的意象图式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源域与目标域只存在一组对应关系的单质意象图式,这个类别包含三种隐喻建构方式：一是基于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流寓心理,选择带有民族印记、积淀着历史文化的“表象”以构建意象图式;二是在传统隐喻结构上添加语码,赋予已有意象图式新的隐喻功能;三是进行个人化的“表象赋值”,在特定语境中自然生成单质意象图式。单质意象图式在柳宗元的流寓文学创作中使用频率较高。第二类是源域与目标域之间至少存在两组对应关系的化合意象图式,这个类别包含两种隐喻建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采用古代典籍中的人和事作为“表象”,通过化用、截取、转喻、串连、融汇等方式,建构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域（子集）的隐喻结构。第二种方式是利用“表象”的复杂属性作为映射源,构建源域与目标域存在多组对应关系的隐喻结构。化合意象图式能够高效阐释柳宗元特殊而复杂的流寓心理。     

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若干思考

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意象经营的艺术,包含着意象思维、意象语言和意象结构三个层面的问题。意象思维的功能在于生成审美意象,它立足于诗人由实际生活中所获取并积淀下来的情意体验,通过"运意成象"和"观物取象"的运作方式,将其转化为诗人的"意中之象"。意象语言的运用为使这一"意中之象"落实于由语言符号承载的诗歌意象,其关键乃在将语言的概念符号性能改造成意象符号,而利用词语之间的张力以发挥语言的暗示与联想作用,是实现这一改造任务的重要途径。至于意象结构的职能则在于组合意象以结撰文本,让诗歌作品形成能体现诗人内在情意结构的有机的意象系统,于是"意核"的设置与"意脉"的连通,便构成其刻意经营的焦点。总体上说,意象艺术三个层面的活动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其共同的结晶便呈现为由"意-象-言"合成的诗歌文本。     

艺术意象与艺术语言转化的理论误区

作为源于物质世界的艺术意象,能借助艺术语言物化为艺术形象,物化为艺术作品.艺术语言不仅能够以语言符号的物质形态存在,而且能以语言表象(意象语言)的精神意识方式存在于艺术家的头脑中.论证意象语言存在的事实有助于我们走出扩大艺术意象内涵与外延以及艺术意象向艺术语言单向转化的理论误区,确立艺术意象的本体身份,及艺术意象和艺术语言之间存在的双向转化的关系.     

文学语言符号和形象思维

文学创作与文学语言,是一组矛盾:文学创作遵循的是艺术的形象思维规律,而用以塑造艺术形象的文学语言,却又是事物的抽象符号。以抽象的符号为工具进行艺术形象思维,那么文学创作的思维方法,到底是形象的还是抽象的?它与其他姊妹艺术的创作思维到底是同一的还是截然不同的?语言符号在文学创作思维中起什么作用,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便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高校文学类课程教师创作活动与教学科研的关系

高校文学类教师的文学创作对教学、科研有一定影响.教师在授课中如果只以理性为思维基础,那么就容易在解读文本时存在"不到位"甚至根本性误读的现象.感性的艺术直觉和审美能力是教师应当具备的素质.文学创作经验有助于教师提升自身的艺术直觉与审美能力,因此有必要引导和鼓励教师进行文学创作,促进教学和科研工作.     

论巴金文学创作的"反地域文化"特征——兼谈对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反思

在巴金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出生地"与"作品"简单对接的思维模式潜藏其中.完整考察"出生地--地域--地域文化--作家--作品"的过程,可以发现巴金文学创作的巴蜀文化特征没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巴金文学创作"内返性"、"超越性"、"时间性"的特征对"地域性"构成消解,表现出"反地域文化"的特征."反地域文化"特征成就了一种独特形态的文学,也成就了巴金.巴金文学创作的这种现象,值得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认真反思.     

认识活动中的语言与思维意象

在传统认识中,语言作为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工具往往仅被看作是一种理性和逻辑的手段,它与人的情感,意愿以及感性认识内容似乎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上,作为认识工具,语言是被用来匹配或描述世界的,它以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准同构关系为前提。显然,语言就其表现结构和感性形式来看,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别。语言只能借助于它在主体的心理所引起的思维意象才具有匹配或描述客体的功能。因此,深入考察语言与思维意象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语言作为认识工具与情感、意愿以及感性内容的内在联系,深入把握认识过程的具体特点。     

卡夫卡的小说与“语言空位”

卡夫卡独特的语言观是造成其作品晦涩难懂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世界和人的存在的某些深层的东西是无法用语言来把握和命名的;世界和存在的真理同语言对它们的命名是不相符的,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语言的空位".卡夫卡试图通过其文学创作来填补这一鸿沟,由此开始了重铸语言、重构意义的努力.对旧的语言模式的不信任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而他的文学创作则刷新了人们对语言和世界的理解.     

中国古代审美意象与神话思维

"意象"一词由"象"衍生而来,经魏晋南北朝言意之辨后逐渐成熟,并且在中国诗歌中广泛使用.意象的产生与神话思维有重要的关系.中国古往今来的诗人往往在神与物游中进发诗情,交游的结果正是意象.意象是"意念"和"物象"的审美契合.     

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路径和整体面貌.梳理古代传统的"象论"思想、分析意象思维的层次和功能,论证"象"范畴的形而上学基础,或可提供一条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思路.     

论"人类思维"的独立化过程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概念性思维只是一种最近发生的、较为年轻的思维方式,它曾经历着漫长的"前概念"积淀过程."前概念"阶段是人类思维空间(人类小宇宙)走向独立化道路必不可少的萌芽时期,它孕育着思维往后发展的一切胚胎."前概念"思维包含行为思维、集体表象思维、原始语言思维等人类童年时期的直观思维方式,这一漫长过程的最大成果就是使得思维空间独立于行为空间,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符号、语言、图形等思维载体,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意象、感觉、表象、记忆等思维能力,这就为下一步的概念性思维的产生打下了深厚基础.     

历时动态性在语言世界图景中的反映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没有语言,人们在思维活动中产生的一切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分析都无法保存和传达;没有思维,语言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语言、思维和现实世界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由于社会现实不同,思维不同,各个国家的语言世界图景也不尽相同。这体现在现实的范畴化原则中,在物质层面上则体现在词汇和语法中。     

从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看翻译的可能性

从以往围绕翻译的可能性展开的讨论来看,持可译性论者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经验的相似性和人类文化的相通性使人类在思维认识方面产生了许多共性,这些共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持不可译性论者则认为,由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渊源,不同的原语材料,不同的思维方式,都各自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同语言在翻译时自然会存在一些不可译性.这主要源于译入语缺乏对等的语言表达形式和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项的缺省.据此,翻译的可能性就取决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是否存在对等的语言形式和对应的文化元素.然而,实践表明,翻译绝不是通过语词的一一对应就能轻易获得成功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对等"的真正性质不是翻译预设的,而是由翻译产生的.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语词或句段是否与另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语词或句段对应,这是一个约定性的问题.如果两者之间具有事先约定,那么"对应"就是运用问题;如果没有事先约定,那么就需要建构约定性.建构两种语言之间的约定性,与运用已经建构好的约定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先在的约定性一定是在过去被建构的,而这种建构过程毋庸置疑地从属于翻译.由此可见,要真正回答"翻译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就是要追问建构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约定性的基础是什么.     

论亲水情结与水意象对孙犁创作的影响

亲水情结和水意象是孙犁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孙犁的作品中频繁出现诸如湖淀、河流、溪涧等水域场景及其相关的风情人物。与水相关的话语书写突显出孙犁创作的亲水情节和故乡情怀,水意象的柔美悠长也构成了孙犁创作追求真善美的独特美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意向。"水"这一意象贯穿了孙犁一生的写作历程,可以把其看作开启孙犁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解读孙犁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把钥匙。     

诗歌语言前景化的认知途径——合成空间理论与诗歌意象功能之关系

诗歌语言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将话语"前景化",意象在诗歌的创作和欣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认知语义的视角,运用Fauconnier的合成空间理论,在探讨诗歌意象的象征与并置功能的基础上,对诗歌中意象功能的构建进行了隐喻在线的解读,以此来诠释诗歌语言的前景化过程.     

学术语言基本规范的理论研究

人类语言可以分为自然语言和学术语言两类.自然语言的实质是一种意象链结思维,具有明显的情感特征,是文学语言的主体;学术语言的实质是一种概念链结思维,具有明显的逻辑理性特征,是学术研究的理想工具.学术研究的实质是一种逻辑理性的思维过程,需要遵从"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相应地,学术语言必须遵从"情感中立"的基本原则,并遵守三条基本规范:即学术概念明晰的规范,行文符合逻辑的规范以及理解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