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锺容量考

高志辛先生在《汉代亩产量与锺容量考辨》一文中考证《史记·货殖列传》所言“亩锺之田”乏锺容量为一石(即一斛),谓汉代是“锺、石异名,而所表明的容量相同。这个容量既可称为石,也可称作锺。”然检索史籍,高先生此说与诸多史事抵梧,难以令人置信。弄清汉代锺容量,涉及正确估计汉代亩产量及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实为研究汉代经济史所必需。故笔者在此不避谫陋,略呈管见,以求教于史学界诸前辈同人。     

《〈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质疑

《〈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质疑王瑞功最近，笔者因编纂《诸葛亮研究集成》一书而系统地阅读有关资料时发现了闵和顺同志《〈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一文①，颇感兴趣；想找驳论性文章却未见②．《（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以下简称《考辨》）的论点及研究方法都值得商...     

庄浪河为汉代逆水而非涧水辩

《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期刊载了王仁康同志的《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简称《位置考》)。我针对该文的论点,写了《汉代金城郡治允吾地理位置初步探论》(简称《初探》)。后来王仁康同志又写了《再谈汉代金城郡治允吾的地理位置》(简称《再谈位置》)。王仁康同志同我争论的问题是允吾的位置,但争论的焦点是:庄浪河到底是汉代的逆水,还是涧水。因此,本文就《再谈位置》提出的问题,对逆水、涧水的源流谈一点个人意见,请专家和读者教正。     

“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诸说辨析

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了《尚书》有"三科之条,五家之教"的主旨,清儒段玉裁等认为这是汉代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学说,影响甚大。但自清代、民国以来,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诸家的考辨和结论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视角。综合汉代经学史料与诸家之说,郑玄之说当为汉代今文学派,即博士经学的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学说,而以清代魏源的考释最为准确。     

再论汉无民爵、吏爵之分——答朱绍侯同志

《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出拙稿《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朱绍侯同志《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中的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同期也刊出朱绍侯同志大作《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对我的质疑做了回答。诚如朱绍侯同志所说,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要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很困难的。唯其如此,在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只能对原有资料深入研究,切磋琢磨,庶几对汉代爵     

李斯杀韩非原因再考辨

拙文《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在《辽宁大学学报》发表之后,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我所引用的史料的可靠性,做了分析性的否定,以此维护传统的李斯嫉杀韩非之说。为了弄清问题起见,有必要对李斯杀韩非的原因进行再考辨。(一) 在《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中,我曾引用了《战国策·秦策》里的一则史料。有人说:“《战国策》这部书,相当庞杂。用汉代刘向《叙录》的话来说,就是‘错乱相揉莒’,甚至‘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今之传本虽经刘向校录,仍亥豕满目。”这就涉及到《战国策》一书的史料可靠性大小的问题     

宋儒对仪礼的注解与辨疑

《仪礼》是儒家的重要典籍。由于《仪礼》所记多先秦礼制,内容古奥,加之历史文献对《仪礼》在汉代的传授源流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不同,多有纷争。宋儒《仪礼》方面的著作不多,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文献考辨方面,宋儒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否定了《仪礼》为周公所作的传统说法,二是认为《仪礼》可能有后人附益的内容。这两点结论在《仪礼》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经学博士看汉代社会

经学博士是汉代重要官制之一。前人曾注意及此,对其建置多有考证。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一文是考订博士制度之集大成者。虽亦间有纰漏,但其蓝缕之功不可没。后之研究博士制度的专文尚不多见。我们知道,一种官制的形成,是与社会状况,尤其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变化和一般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密切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博士制度建置的变化,还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新课题。本文拟从汉代博士制度建置的这个侧面,来看反映汉代社会的一些文化现象,以便求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也谈“二巳传道”——为王学钧同志补正

王学钧同志在《“二巳传道”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中,以详实的材料,考证出李龙川所说“将来天下,二巳传道”的真实含义,是指定黄葆年、蒋文田作他的法定传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论断,尤其对研究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更为重要。我完全同意王学钧同志的分析推论,只是有几点情况,觉得有必要作一些补正。     

董仲舒《诗》学探微

作为汉代重要的经学学者,董仲舒的著述中保留有较丰富的《诗》学内容,对了解汉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其著作中的引《诗》、释《诗》有明显的先秦《诗》学“赋诗断章”特色的遗留,颇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其《诗》学主张也多有可与先秦学者如荀子等相参照之处。前人的研究多将其《诗》学置于汉代三家诗的范围之内,对此有所忽略,应从新的角度详加考察,给予必要的关注。     

《龙龛手鉴》古俗字考辨

考辨字典古字俗字 ,得力于语言文字理论 ,但也不能忘了字典自身的体例规则。这些体例规则正是前人运用语言文字理论研究古字俗字的成果在字典中的规范体现。《龙龛手鉴》一书的“A ,古文 ,音B”及“A ,俗 ,音B”两种体式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许多古字俗字 ,值得研究     

西夏文《同音》与《同义》比较研究

本文以西夏文原始文献资料为底本 ,结合现存的相关版本与相关资料 ,在详细阐释和充分考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分别从字数、音韵、内容、版本流传等方面对《同音》《同义》两部西夏文词书作一客观论证与分析 ,并进一步探讨两书之间的异同。     

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

汉代金城郡治允吾县的地理位置在今何处?近十几年来,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不见于成文的篇章。因此,我在《历史研究》上写了一篇短文,即《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见1978年第十期,以下简称《位置考》),供有关地震部门参考。我深知此文是“抛砖引玉”的,希望得到有关同志的指正,可是至今还未收到不同意见的来信或来稿。最近,偶而看到刘满同志的《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1979年《兰州     

《春秋榖梁传》注疏合刻之后版本考

《春秋榖梁传注疏》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是《春秋榖梁传》在吸取前人注疏成果基础上所形成的详细的补注补疏,是《春 秋榖梁传》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通过详细考辨历代所刻《春秋榖梁传》注疏本的版本及其流传状况,勾勒历代《春秋榖梁传 注疏》的发展状况,了解版本目录的重要性,为春秋经学的研究作出贡献。     

指南针是汉代发明的吗?

关于指南针和指南车的历史,曾经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最近刘洪涛同志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十分新颖的见解。他认为“指南针是汉代发明,汉以前的指南车是在车上立表杆靠测日影而指南的”。笔者对刘洪涛同志的这些结论和论据有不同看法,特撰此文与刘洪涛同志和其他同志商榷。一、汉代发明了指南针吗? 刘洪涛同志认为“指南针是汉代发明”的,这就是把文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     

一部有开拓性的书——读《汉代婚姻形态》

一部研究汉代婚姻关系的新著——《汉代婚姻形态》最近由三秦出版社出版问世。李学勤先生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彭卫同志这部书,将汉代婚姻关系置于当时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考察,吸取新的学术成果,作多角度的剖析,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胜于前人。”李先生的话使我对彭卫同志这部书产生了极浓的兴趣。十多年前我曾读过杨树达(遇夫)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获益匪浅。今日彭书问世,伏案展读,不揣冒昧将读感写出,以荐读书同好。     

隆武入粤说质疑——与朱纪敦同志商榷

《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发表了朱纪敦同志《隆武遇害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文章认为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在隆武二年清军攻闽时并未遇害,在汀州被俘后押至福州杀害的是假隆武,真隆武潜逃至粤东平远,以五指山为据点,继续抗清。该杂志总第九辑又发表朱纪敦同志《再辨隆武入粤》(以下简称《再辨》)一文,进一步论证隆武入粤抗清。细读二文,觉得所论甚难令人信服。     

再谈《横江词》的写作年代——兼答何庆善同志

《横江词》是李白很重要的一组诗。我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一文中,对“横江”地点及诗的写作年代作了探讨。后来,何庆善同志针对拙文写了《谈〈横江词〉的写作背景——兼与李协民同志商榷》(载《郑州大学学报》82年第一期,以下简称“何文”),同意拙文关于“横江”地点的论述,但却认为前人黄锡     

从《孔雀东南飞》的文化特征看其产生时代

《孔雀东南飞》被清代诗学家沈德潜誉为“古今第一首长诗”。 2 0世纪的学者对《孔雀东南飞》的产生年代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或主汉末 ,或主六朝。但他们多从诗歌本身的语言和名物入手进行考辨 ,结论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因为《孔雀东南飞》这样的乐府诗歌在流传过程中语言、诗韵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变 ,而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文化气息和人物所处的文化氛围却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从诗歌中我们能体会到汉代察举制度、儒学和礼教等汉代特有的文化对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影响。因此 ,《孔雀东南飞》是一首典型的产生于汉末建安时期的乐府诗。     

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发表了荣孟源先生的《曾同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简称《考略》)一文以后,我曾写了一篇题为《就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与荣孟源同志商榷》的文章,参加同年五月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以后又将文字压缩,并把题目改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下简称《考辨》),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书供》是李秀成自己的说法,即清方所谓《李秀成供》。因有真伪之辨,荣文称它为《稿本》,本文称《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