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斯坦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理论、实践与反思

桑斯坦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理论包括程序最低限度主义和实体最低限度主义,其理论意义有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消极意义是减少判决成本和错误成本;积极意义是允许和促进判决民主。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理论在美国最高法院是通过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程序上,最高法院追求窄且浅的判决;在实体上,最高法院强调对宪法核心价值的认同。同时,最高法院的最低限度主义判决有一定的限定条件。桑斯坦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理论怀疑法律理性,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其基本预设所造成的:政治决定比司法决定更具有民主合法性,法院并不比政治部门更有能力保护个人权利。     

司法能力主义:对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平衡

司法克制主义坚持严格的规则主义,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但走向极端化就会损害个案正义,忽视司法判决的正确性.司法能动主义通过法律原则的适用维护个案正义和司法判决的正确性,但走向极端化就会破坏法律的确定性.现代法律和司法判决应该是正确性和确定性的统一,这就提出了司法能力主义,也就是对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执两用中”的整合和平衡.司法能力主义强调法律不仅是技术,亦是艺术,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很高要求.     

司法能动下的限度--论指导性案例在检察工作中的适用

基于对司法能动主义的争议和我国检察案例指导工作的特点,在适用指导性案例时应遵从一定的限制性规则：适用的前提是穷尽制定法;适用案件范围要遵循《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在程序上由主办检察官提出适用,查明案例时应当区分必要事实和非必要事实,在正式的法律文书中应当标明所适用的具体指导性案例,并健全检察机关司法文书公开制度。     

司法能动主义视野下的乡土司法模式

为缓解乡土逻辑和法律逻辑在转型社会司法过程中的内在紧张,中国基层法院涌现出能动主义的乡土司法模式.乡土司法的实践模式体现出司法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司法的政治化和专业化、司法的能动性和被动性、司法的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内在悖论.对乡土司法内在悖论特征的揭示引发我们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我们只有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立足于中国悖论社会的话语情境和实践逻辑,才能树立对乡土司法模式的正确态度.     

论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的克制主义

法律文本的含义是具有客观性的,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法律文本的含义有一定的范围.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应该奉行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由此而言,我们需要捍卫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的克制主义.     

美国司法能动主义述评

通过对司法审查制度历史的考察,首先对司法能动主义进行了一种全新r界定.其次,综述和评价了学术界为司法能动主义所作的辩护以及对该种司法哲学进行批判.最后,指出了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哲学的发展走势.     

法官司法缘何要奉行克制主义

从司法的中立性要求来看，克制主义应该是法官的意识形态。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法官保持克制主义是法制本质中的应有之意；是保障法律自身意义安全性需要。虽然司法克制主义与能动主义在司法过程中都不是那么纯粹，在历史的长河中此消彼长，但在某一个时期总有一种姿态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的法制建设需要司法克制主义理论。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严格法制主义的熏陶，人们对法律规则还不够尊重，法律至上还没有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因而必须对法官和公众进行规则意识的强化和启蒙。实际上，没有严格的规则主义就没有法制，没有司法者等对权力行使的克制就不可能有法律秩序。     

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刑法解释的一种可能路径

司法能动主义和克制主义体现了司法意识形态的两种不同姿态.在刑事司法领域,倡导温和的能动主义将有利于实现法官的精英化,并通过能动地对事实与规范之间裂隙的弥补,最大限度地实现刑法所追求的实体正义.哲学解释学为司法能动主义提供了哲学上的理论支援,它可以有效地缓解司法能动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间的紧张关系,而法学上的类型思维又为司法能动主义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在司法能动主义的姿态下,一种实用主义的刑事司法观具备了实现的现实可能性.     

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司法哲学之可能走向

文章通过对"司法能动主义"的概念来源和相关制度背景的考察,认为其前提是司法审查权的获得.同时指出,这一术语的语义语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少三个方面的偏差和误解.从而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能动主义哲学观不可能成为中国司法机关的哲学观,其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的主体、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以及法律解释的情形等方面都不允许中国的法院或法官遵循司法能动主义的哲学观.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法院的司法哲学的可能走向就是严格遵循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进行相关的法律适用.     

美国司法能动主义评析

关于司法能动主义概念的界定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司法权在宪政体系中的恰当角色的问题.司法能动主义者主张活的宪法理念,即宪法解释不能执行原初意图的妄想,法官需要平衡政治利益,衡量必要性和权宜之计,务实地调整宪法以适应现代生活.尽管施行能动主义的法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判决,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其破坏民主政治与三权分立原则的风险值得警醒.能动与克制之间的平衡才是宪政体系中的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时的理性选择.     

浅论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制度在西方社会已存在了两个世纪,本文以西方司法审查制度的渊源及理论依据为切入点,对比分析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历史及现状,认为在我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是现实之必须。同时论述在我国如何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求证于方家。     

设计引领的三重底线

中国正在经历由“效率优先”向“兼顾社会公平”的历史转型,设计活动不能继续安于从属点缀、视觉美化的现状,设计的角色应该从“从属”走向“引领”。文章借鉴了三重底线理论,分别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分析,设计如何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和谐公平及生态环境优化提供正能量。经济方面,要提高企业的自主设计创新能力,以设计来完成企业创新驱动;社会方面,设计者要充分考虑到所有使用者的需求,让更多人参与到设计中来,重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环境方面,不能以过度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为代价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设计应引领一种认识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转变,塑造可持续发展的幸福观。要完成这一转变,需要从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对消费市场正面引导、增强公众对于公共设计的参与程度三个方面为设计赋能。     

德育工作重点应把握道德底线

长期以来 ,学校德育工作存在一个弊端 ,那就是片面追求道德的高标准 ,而把道德的低标准搁置一边 ,不屑一顾。可是历史和生活的事实却告诉我们 ,道德的高标准从来就不是学校造就的。道德的高标准是社会个人长期内在修养的结果。学校的德育工作 ,只是道德的启蒙 ,只是道德的初步入门 ,只能把握住道德的底线而已     

司法公开论——兼议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

司法公开是现代司法制度基本原则之一,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司法公开包括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我国的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的只有直接公开。在法律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就需要法官来承担法律续造的职能。就司法公开来看,法律的续造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是具有统一性和冲突性的命题。     

道德底限的定位和解构

现代社会道德生活出现了道德底限的缺失,这最终导致道德在规范人类行为过程中的疲乏无力,引发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现代伦理学要澄清人们的道德困惑、解除社会的道德危机,就首先必须从社会道德的整体着眼,在现实中寻求道德底限。道德底限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层面,由道德心理底限和道德规范底限构成。     

制度底线:确保中国国土生态安全的控制线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其中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基线既是承载国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又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确保国土生态安全的重点控制底线.生态保护红线遵循生态优先、分类管控、统筹实施的原则,实现重点生态区域永久保护,留给自然休养生息的时间空间,实现确保国土生态安全的制度底线.永久基本农田坚持最严格的保护制度,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严守永久基本农田控制底线,实现确保国土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的制度底线.城镇开发边界坚持合理规划城镇开发边界,确保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空间协同,实现国土空间治理的制度底线.     

论儿童道德教育的底线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道德为本位的社会,鲁迅发现这种崇尚＂道德＂的社会却在＂吃人＂,以至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道德教育理论中一切以儿童为工具的那些漂亮口号是有待检视的。避免破坏儿童的生活应当成为儿童道德教育的底线。在以人为本的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理应以儿童为本位。建设以儿童为本位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任之一。     

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初探

从我国目前司法工作的现状出发,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法官选任制,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要进一步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完善审判方式和程序;增强司法的权威性.认为司法制度改革必须强调法官任职的终身制,同时要建立严格的法官选拔和淘汰制,实行法官精英政策.     

底线道德的内涵与特征新探

底线道德是人类最低的道德,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一个基点,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切入点,把底线道德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视野,符合我国时代发展的要求。本文首先对底线道德的内涵进行分析,认为其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在调整利益关系中符合善的最低、最基本要求而履行的基础性道德义务;其次分析了底线道德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