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湖南维新运动时的新旧之争 ,不仅是一场政治立场之争 ,也是一场学术文化之争。从《翼教丛编》及叶德辉其它的学术活动与主张来看 ,其反对变法 ,在学术文化上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 ,出于保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其二 ,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取向 ,使他不能同意维新派的一些主张 ,如蔑视训诂、追求大义等 ;其三 ,从古文经学的角度出发 ,叶德辉崇《左传》斥《公羊》 ,不同意新派人士对公羊学的鼓吹。这些主张自有其学理的根据 ,但他反对维新变法 ,逆历史潮流而动 ,仍然是要批判的。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了解《论语》的方法——并简论汉宋学派对《论语》的解释

我国学术史上有汉学与宋学之争,有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之争。对经今古文学之争,彰健已著有《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一书,有所考论。现在谨对汉宋学派之争,试提出管见,以就正于各位先生。(一) 论程朱了解《论语》的方法讨论汉宋学派之争,应先从程朱对《论语》的了解开始。而这牵涉到他们了解《论语》的方法,而他们的方法正是与汉学等学派不同的。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域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之争对今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古文之争之前的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学逐渐盛行;重在阐释经文的义理,有随意发挥的意味;重在通经致用,多与现实相联系而不重视史实的考证.今古文之争使今文经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说经章句由繁琐向着简略回归,由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视史实转变,在古文经学条例化的影响下今文经学也逐渐条例化.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     

清初诗经学特征及其个案研究

清初诗经学总体特征为:汉宋兼采,多元发展,主张实证,全面总结.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为:不主一家,兼采众说;诗经学家在情感上表现为:亡国之痛,故土之思,忧患之情.这由孙承泽与王夫之二家的诗经学思想和著述即可见一斑.     

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汉宋之争”的研究并不能单纯地从学术史外缘进行阐述,它具有真正遵循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向前的学术轨迹。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持续时间之推定,并不能仅仅界定在汉学兴盛之后,而应是横跨了整个有清一代,这个内在的学术轨迹虽然经历了汉盛宋衰、宋盛汉衰、汉宋合流的阶段,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思想的交融与井喷,不管是相互批判对立,还是相互融合调适。这些分段式的学术演绎无一不在反映清代学术史活泼、前进、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特性。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衍生、发展、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批判,及至最终的合流,都无一不证明学术史是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使得清代思想史在激荡与调适中展现出绚烂的学术火花。     

道光年间的学术流派

一 清代经学研究的风气很盛,派别林立,其学术宗旨、研究方法、学术作风因时变化。皮锡瑞说:“国朝经学凡三变。”①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采之学新。”②清代学风曾几经变化,其间,尽管有程朱陆王之争,汉宋之争,今古之争,新旧之争。但是,一条“实用”精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宋恕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学术近代转型的影响

晚清温州学人宋恕一直以维新变法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著称于世,学界对其研究也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宋恕对于三教平议、儒法之争、汉宋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以及中西之争等晚清重大学术论争皆发表过独到见解,其“力攻伪儒”的中国传统学术思辨不仅是其“藏诸石室,未敢示人”的思想精髓之所在,还为其变法思想提供了知识图景、历史坐标和理论基础,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系统梳理宋恕的学术思想,既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晚清学人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多重面相,也可以管窥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历史消息。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

章太炎对程朱理学的阐释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汉学立场与宋学相对,革命家的启蒙思想则具反理学倾向,再加上他的佛学、庄学修养,以及对中国道德现状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别具特色的诠释。他中年以后调和汉宋的学术倾向、对二程学说的历史评说、对朱熹与新思潮关系的阐释,都是以前关注较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程朱理学和章太炎思想的认识。     

是废奴主义者,也是白人至上者——探析爱默生种族观的双重性

［摘要］由于爱默生在19世纪50年代对废奴运动表现出来的兴趣、热心和公开立场，不少人以为他提倡种族平等。本文指出废除奴隶制是一回事，种族歧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爱默生的确认为奴隶制是一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的确赞成废除奴隶制，但他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白人一样，并不赞成黑人和白人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完全平等。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胡适与中国科学社

曾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播火拓荒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的胡适曾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而胡适对白话诗的倡导也得助于他与科学社的朋友们之间的切磋和争论。但当时反对胡适倡导白话诗的主角也是科学社的成员,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白话诗之争中的立场来划分新旧文化营垒,而需要作更深入、具体的分析。     

重评胡适的“西化”与“全盘西化”

二、三十年代胡适的文化观经历了从中西调和到西化的转变。他以激进态度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一度支持“全盘西化”口号，但很快便放弃了。他不赞成全盘照搬西方文化，他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前途，认为中国新文化是中西调和的现代文化。因此，以“全盘西化”来概括胡适的文化立场是不合适的。     

"学奸"与"经师"的扦格——试析章太炎、刘师培对汉宋兼采思想的评论

汉宋兼采思想勃兴于清嘉道年间,以陈澧等人为代表,戊戌变法后转入伏流。自其学说之始,学界对其评价便是褒贬不一……,显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批评尤烈。章氏认为陈澧属"三奸"之列,刘师培则认为陈澧兼采之学"曲相附和"、"近名"。而肯定者则有钱穆给予的"经师"之美誉。然而"学奸"与"经师"之间的"扞格"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学术发展至今日,已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解读,或许抛却立场,以客观眼光观之,汉宋兼采思想家亦有可取之处。     

傅斯年对政治文化的阐释与理解

但凡议论傅斯年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学人们大多陷于党见之争.其实不然,傅斯年对政治的态度始终处于亦进亦退的境界.他的政治文化观是历史的产物.     

试论夏炯的汉宋兼采经学观

作为清朝后期提倡汉宋兼采经学观的一个代表，夏炯的思想背景独树一帜：与大多数汉宋兼采学者“宗汉兼宋”比较，夏炯则是“宗宋兼汉”，而他最初却是汉学家身份，这就增加了其学术思想的个性色彩。他既批判汉学家的以偏概全，舍本逐末，又批判宋学家的束书不观，不切实际，同时又过分尊崇程朱，排抵陆王，其思想体现了专制王朝末路时代一个宗宋学者的学术短板和思想挣扎，反映出嘉道学术转折的重要信息，从侧面折射出清朝社会变迁的必然逻辑。     

盛世才与苏联关系新见

盛世才在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能够在新疆坐稳与苏联在军事、政策等方面援助是分不开的，同样，与苏联的反目也直接加速了“新疆王”时代的结束；盛世才一改“亲苏”立场，绝不是偶然的，在思想上表现为“主义之争”，在新疆领土上表现为“归属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