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达铺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地位

哈达铺,位于甘肃南部,在岷县、宕昌之间,属宕昌县所辖。此地,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路经甘肃的第一个乡镇。红军在这里曾作短期休整,党中央在这里作出了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的英明决策,因此,哈达铺便在红军长征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建国以来出版的有关党史、革命史、党史资料、教材讲义、革命回忆录等著作,只提到哈达铺休整,却对党中央在这里作出到陕甘根据地去的这一重大决策均未有必要的明确的记述或论证。下面我就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和认识谈点意见,衷心希望得到革命前辈和同志们的帮助。     

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概述

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甘肃,是红军长征到达的第十个省份。红军长征在甘肃从一九三五年八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结束长征,前后历时一年多。从岷山到六盘山,从甘南草原到陇东高原,到处都留下了红军光辉的战斗足迹。在长征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俄界会议、腊子口战役、哈达铺整编、榜罗镇会议、会宁会师等等也都发生在甘肃广阔的大地上,因而,红军长征在甘肃的这段历史,在整个长征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对于最后实现伟大的战略转移,到达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学习和研究红军长征在甘肃的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是长征期间进入甘肃的第一支红军部队。     

红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战略述论

<正>一、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是长征后期党中央关于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总体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红一、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提出了北上陕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与此计划关系至为密切的一个环节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支援,以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当时把红军靠近苏联、外蒙称为“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路线的思想,最早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于1934年9月在致党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来的.他们建议创建西北苏区,从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这一思想被党中央接受,后来发展成长征后期党中央战略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6月16日,中央军委在致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提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①8月5日,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     

关于红军攻占遵义时间的考析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过去对红军攻占遵义的时间,说法颇不一致。现就已掌握的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考析。关于红军攻占遵义的时间,过去有一月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及十三日等几种说法,较一致的意见是一月七日,主要根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中央军委关于我军八日行动的部署给林聂彭杨董李罗蔡陈刘刘陈的电报。电报记载:“我二师今二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趁胜追击中……”并认为一军团二师就是占领遵义的先头部队。同时,在敌伪资料中也有反映:当时任贵州邮区邮务长的王庆云在一月十七日密报中称:“遵义一月七日失陷”。薛岳在《剿匪记实》一书中也说:“……二十四年一月七日陷遵义。”     

日本帝国主义在黑龙江建立“集团部落”剖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发动侵略战争,迅速占领了辽吉两省的大部分,并向北染指黑龙江,11月侵占省城齐齐哈尔,此后,东三省沦陷于日本殖民统治下长达14年之久.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日力量,隔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强制推行了一项“集团部落”统治政策.     

共产国际与西路军的失败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以往,无论是<毛泽东选集>与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还是西路军幸存的高级将领及一般官兵都认为,1936年10月西路军经甘肃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然而,历史真相却是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后,鉴于该地的生存危机,乃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要求,同时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即红军几个方面军西进.占领西兰大道与宁夏北、南部,以打通国际路线,靠近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准了这个计划,共产国际与季米特洛夫等在随后的红军西征及西路军失败的过程中,多次给予了援助.实际上,张国焘对<宁夏战役>是持反对意见的,其原因一是考虑宁夏地域狭小,不利发展;二是为了保存四方面军的实力.但最终张国焘在与中央领导包括陈昌浩发生矛盾后,作了妥协,并让陈昌浩向下作了传达,这就是张国焘再次分裂红军的由来.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1930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的所谓“总战略方针”,实际上既包含了主要用于对付苏区及周边白区的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战略,也包含了主要用来对付红军主力部队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军事战略,由这两个战略方针构成的“新军事战略”是并行不悖、互补互动的军事政治战略战术。但此时的红军和苏区被“左”倾错误领导所统治,红军被迫执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以致未能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兵力日少而苏区日蹙,红军于1934年10月被退出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徐向前何时说此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何时说此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世人大都知道，长征途中，党中央与张国焘发生路线分歧后，徐向前曾说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然而，对徐向前说此话的具体情景，却少有人知。笔者于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访问了当年陈昌浩的警卫员康海生（中国人民解放...     

青海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正>由我院牵头,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省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青海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理论研讨会”于10月9日上午在我院召开.会议由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王昱同志主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田源同志和各举办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了研讨会.省党史学界、历史学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40余人聚集一堂,交流对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有7位同志在会上介绍了自己所撰写论文的主要观点,表现出了作者富于探     

不宜提“通道转兵”

1984年12月25日,我们在《广西党史研究通讯》第六期发表了题为《红军长征在通道尚未改变战略进军方向》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对红军长征在通道是否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向贵州前进是否“改向”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在,拟对“通道转兵”这一提法,进一步谈谈我们的看法。在长征途中,1934年12月18日,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和一系列工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     

周恩来与贵州

周恩来一生两次来贵州,一次是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随红军长征途经贵州;一次为1960年4月30日至5月4日,是他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以后,从昆明来到贵阳,在贵阳停留了三天.周恩来两次来黔,对中国革命和贵州地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恩来第一次来到贵州,正是红军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由于他和其他同志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及时召开遵义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对此,已有许多文章详作论述,本文在这里仅就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作一简要论述.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究竟有多少?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究竟有多少?许多同志认为只有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等三十名左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通常人们所说的参加长征的三十名女红军,只包括了参加一方面军进行长征的女红军,而未包括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据《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一书记载,参加二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至少有18名。她们是:李贞、戚元德、阵宗英、蹇先任、     

试论红军长征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红军长征的胜利,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中国革命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这个新局面,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创.一、红军长征的胜利,促进了全党团结、统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中国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强烈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五十周年祭凭吊遇难遗址和座谈会概述

1987年的“12·13”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五十周年,为了悼念死者,激励生者,振兴中华,奋发图强,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2月5日,邀请了省、市史学界、新闻界人士近四十人进行了对五十年前日军屠杀我市同胞的遇难遗址的凭吊和座谈活动。五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占领平,津,沪后,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入城后,就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杀、烧、     

误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

一 笔者随中央编译局组团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会议于2004年9月28日～10月2日在巴黎第八大学举行.大会的主题是"新帝国主义".其要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已不是"枪炮和殖民地"的形式,金融资本已以快速得多、有效得多的方式迅速占领世界市场,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金融资本主义,亦即新帝国主义.     

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的民主实践与理论

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创造性地把属于政治范畴的民主制度应用在军队政治建设之中，开创了红军政治建设的新纪元。民主制度的确立，唤发了广大官兵极大的内驱力，增强了红军的凝聚力，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是粉碎蒋军“围剿”和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坚实基础。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的民主实践和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开展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的民主生活毛泽东对我军民主制度建设的深入思考和伟大实践，开端于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的途中。民主制度的建立，彻底地否定了；日军队的雇佣制度，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内部关系。秋…     

桐遵大捷后红军为什么再渡赤水

论及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之战,众多的史著、包括不少回忆录提到较多的是桐(梓)遵(义)大捷,并以此证明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红军矫若游龙,一直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诚然,桐遵大捷是红军四渡赤水期间最为振奋的一仗,但它并未能改变当时严重的敌我态势.如果人们对红军数次往返于赤水河两岸的前前后后作仔细考察的话,便会发现,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始终历经着战场主动权的丧失、夺得、再丧失、再夺得的艰辛而复杂的过程.桐遵大捷之后,红军再渡赤水(三渡),重返川南,正是上述过程的一个环节,是重又丧失主动权的被迫行动.     

美国康奈尔大学举办《日本军事占领下的上海经济》学术研讨会

1993年9月17—18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举行了一次以《日本军事占领下的上海经济》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中国、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五十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了五篇学术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上海经济的一些问题。 1.关于太平洋战争后“企业公司热”的问题。上海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由于日本的军事占领,整个社会经济完全陷于无序的衰败之中,但是企业公司的开设却显得异常活跃,成为一个奇特的社会经济现象。提交会议的一篇论文《抗战时期上海企业公司的兴起与蜕变》(上海:黄汉     

红军长征入黔和贵州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长征过贵州所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然而,就在我们放眼遵义会议之于中国革命重大影响的全景画面时,却往往忽略了红军长征入黔对于贵州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及十分深远的影响.而当我们具体论析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时,便会清楚地看到,自从1935年红军长征入黔开始,贵州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程度,为贵州辛亥革命所不及;而最有意义的是,它完成了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贵州社会并未完成的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正如我省许多学者已经达成的共识: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由此而开始.下面具体对此论点试加阐述:     

论日本占领区的道德状况

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的主权让与日本,开始了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中国东北军北人营,袭击沈阳。1932年3月,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